127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提及的疾病有数十种之多。肺痨，癌症，麻风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霍乱，梅毒，心脏病……假使说这些可总括为“瘟疫”的疾病对患者本人来说已宛如伤口，那么，“隐喻”不仅是那伤口上的盐，还是一只将那伤口逐渐撕扯开来的手——这里的撕开”相对于实际情形而言，是夸张，也是“隐喻”，即事实发生的情形并非如此。被文化、文明血脉滋养而成的有关疾病的庞杂“隐喻”谱系虽以“刺客”为本质，但它始终被遮蔽在多副几无破绽娇好自然面孔之下。它有坚定的正义之眼，匀称的道德腮红，虚幻的健康肌肤，乃至被上述种种整合而成的一种天赋权力之舌。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全部努力即在于此。用她自己的话说即“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P161）”而桑塔格的全部价值也尽在书中那些条分缕析的“揭露”、“批判”、“细究”与“穷尽”之中——她揭露了“隐喻”的凶残之至，细究了“隐喻”的隐蔽之深，穷尽了“隐喻”的伪装之妙。而在其之前，对于隐喻，一无所知之外，我们深受其害。撮其要点，即在“隐喻”忧心忡忡面孔之后，其实掩藏着诸如“健康=德行”、“洁净=德行”等数学公式。而天下患者却大都被隐喻撵进了那些看似堂皇公式的反面——在被冠以“高危群体”的桂冠后，他们的命运自动成为“疾病=堕落”公式的里最受欢迎的填充物：他们要么象征着普遍的放纵，要么呈现着道德的松懈乃至政治的衰败。它们汇同集体想象力，为天下患者凭空捏造了一个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使天下患者“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P113），不仅疾病本身成为一种“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惩罚”（P101），而且疾病之外那个庞大的隐喻谱系更像一整套“恐怖故事”（P103）一般，在天下患者的心灵上插了把并不流血的软刀。我甚至想鲁迅笔下的贺老六的媳妇祥林嫂。这个联想让我心惊不已。我就此明白，在我们这里，隐喻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格式和更为悠远的传统。相比桑塔格所谓“穷尽之”的坚定而言，“揭露”或“批判”根本谈不上。我们自己也还在与“刺客”共舞？

121 狗子著。 122 本书中收录了狗子写的那篇非常好玩的〈家常书话〉。文章是对话体，他和媳妇。媳妇爱买名牌，狗子爱买名著，二人发生争执。这样的争执当然没有结果。或者说，有结果——狗子最终没能让媳妇搞明白他买的“福柯”和“海德格尔”是两个著名思想家，而非叫做“福海”的一个思想家……“福海”让我想起一个熟人的名字。

113 阿坚著。 114 这是旧书重读。这种情况并非是自己多么认真，而是第一次只翻了翻，没认真读。好多好书会有这样的遭遇：时间或气氛，机缘也在这里消失或邂逅。或者，一周下来读桑塔格，沉郁而尖利，周末是喜欢放松的。P166

108 作者佘凤高的职业多半与医学相关，他的几本书都是在文学一医学的结合处找到空白与遗忘。我买过他写的《呻吟中的思索》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5月版。

105 序言（也是读后感）中的下面这段话打动我：“苏…曾想起妥斯托也夫斯基的话：‘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留下，而且，在前面要有最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看苏…与傅…走过幽谷荒野，，我们为之肃然，因为知道我们其实同在一条路上，只是走得比较侥幸“……

104 这样，在桑塔格视野中，大而言之所谓“语文”、小而言之所谓“语词”，在成为一座桥的同时，也成为一柄剑；在成为一列火车的同时，也成为一只鞭：它不断将对于疾病本身的恐惧、无助、投射运送并移植到更为广泛的现实生活情境之中，使之成为比喻或意义的弹跳点，而在如此这般之后，它也顺手幻化成一只皮鞭，将“疾病”之躯上上下下重新鞭挞出诸如羞辱、不洁、疯狂等等……而其实，那是一些莫须有的羞辱，来历含混的不洁和貌似清晰的疯狂。“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P83）——在桑塔格这段直言不讳、有关“隐喻”和“阐释”的告白中，“避而不用”与“试图废置”这样的话虽说得平心静气，但它在是一个细腻标准、精确态度的同时，更是一个挑剔的主张：“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P77）……在这六个“反映”的排比下，“语文”或“语词”的暴力助手的角色被清晰定义而出——它们当然不是“屠夫”、“杀手”或“刽子手”，而是一群一直被我们忽略的“刺客“。

103 问题被桑塔格锁定于“语文”主题——但无论如何，庞杂“语文”证例哪怕如山如海洋，终究也还仅是冰山一角。或者，根本说，其实桑塔格仅仅是选择“语文”作为自己探究之险的出发：她尤其看重的是诸如“梅毒”、“癌症”这些从名词变成形容词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P54）……在这段波德莱尔的名言中，名词“梅毒”被用作形容词，用以形容反民主人士对“平等时代渎神行为”愤懑之情。桑塔格抓住这个事实上普遍存在的“名词”-“形容词”之变——在这个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反犹主义辩论的常用比喻中，桑塔格甚至听见了那种将“性和政治的恐惧投射到这种疾病上”的普遍习惯。因为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一再提到“梅毒”。在如此语境中，已习惯性蜕变为形容词的“梅毒”或“癌症”等等就像一个往复反射的一根猴皮筋，当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虑、恐惧投射到其中后，它又作为一种肮脏或羞辱反抽回疾病本身。

102 “资料”的力量在桑塔格的文字中确实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阅读者常常不难领略桑塔格“思想”之锐，“观念”之魅，但却很容易忽略其“观”其“念”其“思”其“想”从资料、资讯之巨中渐次剥离与蜕变的过程。显然，这种忽视情有可缘。在本书中，仅“文学”这个作者的本行，其人物、细节等信息已近海量。而面对海量信息的剥离之功之胆，也正显现出桑塔格的过人之处。对桑塔格而言，萨特《恶心》中的罗昆廷、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乃至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等等，一一脱去原有的身份外衣而被还原为“病人”。桑塔格以一名“大夫”+“批评家”的眼光打量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悯之外，更多冷峻。那冷峻之光甚至将整个文化史中密密麻麻车载斗量文字一一过滤：那些通常会被我们慢待忽略的细节、那些个性鲜明的作者自述、那些常常只被我们当作悬挂在名人嘴边无非炫耀智力优越感的博喻、妙喻、绝喻之类，在桑塔格的显微镜下被依次放大和刷新。康德说：“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P41）——康德的话原本不过是将“癌症”一词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使用，但桑塔格却从中听出了“癌症=情感过度”的隐喻之音；卡夫卡说：“我的头和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协定”（P38）——卡夫卡的话不过抱怨自己的身体背叛了自己，但在桑塔格看来，它却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判断，即所谓疾病其实是“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由此，疾病已大可约等于所谓“天罚”；雪莱安慰济慈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P31）雪莱的话当然不过是一种满怀情感、对于友人的抚慰之语，可在桑塔格的解析中，它被还原出了“刻意将疾病诗化”的底牌。而最终，这种种来自文明遗产、文化遗产、文学遗产中被遮蔽部位点点滴滴的渗透和遗忘被桑塔格双手合十，一一接住，并最终汇聚成一片以疾病为主题的隐喻之海……其间波涛汹涌险象环生。面对此海，我们忽然发现，疾病之于生命之危，至少常常不在许久以来人类自身锲而不舍将疾病性灵化、伤感化、妖魔化的危险之上。而更大的震撼在于，我们发现，此时此刻我们不仅依旧身陷那片辽阔凶险的隐喻之海且沉且浮，而且，我们自己亦正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继续编织、传递着与疾病本身基本无关的无数“真理”——危险而且荒谬。

100 苏珊· 桑塔格著 101 桑塔格的文字由“冷隽的情绪”+“翔实的资料”这两种力量相互推动着往下走。前一种所谓情绪力量被桑塔格控制得相当节制；而后一种力量却以一种阔大的视野，像拧麻绳一样将出自文学作品、社会思潮、医学认知、

96 孙甘露散文 《秋天在瓦尔代》 97 文章不长，内容写俄罗斯朋友阿列格带中国作家去瓦尔代度假。朴素的文字，写出了瓦尔代的寂静之美。我无法举出具体因为什么，但无声的寂静从那些简单的文字中流淌出来。感觉得到，说不出。

89 高星著。 90 高星说，是“手工”一词让他认识到了手（P264）。这个说法太概括，需要额外解释、补充、证明——高星的办法是编一本书：《中国乡土手工艺》。如此解释、补充乃至证明已属极致。

85 半夏著。 86 我数了数，半夏在他大大方方、漂漂亮亮的新书《虫儿们》大概写到了数十种虫子。总的来说，那些虫子我们都熟悉——蜈蚣，蝎子，蜘蛛，蟾蜍，壁虎等等，也算“五毒”，而蜉蝣，叩甲，蜻蜓，蝴蝶，蜜蜂，天牛，花大姐，萤火虫等等，则属于飞翔类虫，再有如虱子、蟑螂、苍蝇、金龟子等等，则属于害虫一类。以与人类关系亲疏远近分，恐龙、鲸鱼、非洲豹等等远如我们美国舅舅的姨老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般的情怀；而出没在半夏笔下的蚂蚁、螳螂、蝼蛄、屎壳郎等，则属于我们的街坊近邻，至少也是七十二家房客。而根据远亲近疏、远香近臭的原则，我们对恐龙鲸鱼之类常常壮怀激烈，满怀崇敬憧憬之心，而对我们身边的那些寻常亲戚贫贱发小则多半提不起什么精神……解释这一现象的最好的比喻是可以套用广大歌迷面对中外歌星的鲜明不同：洋歌星的绯闻也是芬芳无比的，而本土的淳朴则再怎么样也不招人待见。当代人的冷漠、无情与势力在我们对待虫子的态度中被意外和盘托出。

摘自《过于喧嚣的孤独》 我工作到深夜，只偶尔休息片刻，那是去到通风井，从五层高的烟囱底下仰望一小片星空，像年轻的康德那样，然后拿着空啤酒升爬上楼梯，踉踉跄跄走出后门去打啤酒，之后又一手举着啤酒升，另一只手扶着踏级下梯子似地倒退着下来，回到地下室，在这里，电灯光下面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康德的《天国论》，一个个打成的包排列在升降梯旁边，今天我开始用上百张浸透了水的梵高的大幅复制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个包的四面都闪着金黄和桔红的光彩，衬着天蓝色的背景，这就稍稍缓解了压力机里死耗子、耗子窝和腐烂纸团泛出的那股子臭气，压板随着我按下的红色或绿色电钮或前或后地运动，在此间隙我喝着啤酒，读康德的《天国论》，读到怎样在寂静中，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当意识悄然入睡时，不朽的神灵便用无名的语言谈论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事物……这段文字使我如此震动，我跑出地下室，跑到通风井那儿仰望上面的一小片星空，后来我回到机器旁，继续用叉子把臭烘烘的烂纸连同一窝窝裹在棉花似的软絮里的耗子叉进槽里，谁干我这一行，他就不仁慈，正如天道不仁慈一样，但这份活总得有人来干，这是屠杀婴儿的行当，就像勃鲁盖尔画的那样，那幅名画的复制品上个星期我用来裹了打成的每一个包，可是在今天，梵高的《向日葵》尽管金煌煌的圆盘和盘心光彩夺目，却只是增添我内心的悲剧感。我干着活儿，装点耗子墓，不时跑出去，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上面有通风井口的一小方星空，脚下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所有下水道和阴沟里激战，二十个包排列得整整齐齐，犹如一辆有二十节车厢的列车，正朝着升降梯驶去，每个包冲我的那面都点燃着一盏向日葵的明灯，压力机的槽里装得满满的，一窝窝耗子安静地被碾毙，恰像被凶残的公猫捉在爪中玩弄的耗子，叫都没有叫一声，仁慈的大自然创造了一种恐怖，在这种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毁灭，它比痛苦更为强烈，在真理出现的时刻笼罩着你。对此我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头一亮，觉得自己在变得美好起来，因为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的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的一切——之后，我还有足够的勇气使自己没有疯狂，我逐渐惊异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把我抛进了一个广大无垠、威力无边的领域。我的头上亮着一盏灯，红绿电钮驱动着压板忽前忽后地来回运动，最后，我终于铲到贴地的最下层了，我像掘土工似的不得不借助于膝盖的力量，最下面的那摊烂纸已成了泥灰土。我把最后一锹又湿又黏糊的东西抛进机槽，活像一个掏阴沟的在打扫布拉格一处废弃不用的地下水沟。在最后那个包里，我放进了一本翻开的《天国论》，我用铁丝把包捆紧，按下红色电钮减压后，我用小车把包推去同其他的包堆放在一起，我在楼梯上坐下来，耷拉在两膝间的双手触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二十一朵《向日葵》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放射光芒，几只小耗子冻得发抖，因为这里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废纸堆，有一只耗子径直跑到我面前，用后腿蹿跳起来朝我进攻，扑到我身上想咬我一口，也许想把我打翻在地，可能只是想让我受点伤而已，它使尽全身力气扑过来，咬我的湿脚跟，每次我都轻轻把它拂开，可是小耗子一次又一次冲向我的脚跟，最后它累得筋疲力竭了，喘息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瞪着我，瞪着我的眼睛，瞪得我不禁战栗起来，因为在这只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头上的星空或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更多的东西。像一道闪电叔本华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最高法则是爱，这爱便是同情，我明白了叔本华何以那样憎恨巨人黑格尔，令我高兴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不是两军对垒的统帅，否则他们会像布拉格所有下水道中的两个鼠族那样交战。今晚我感到疲惫之至，便和衣躺在床上，头顶的层层木板托着两吨重的书，我借着路灯映进来的昏暗亮光，透过木架的缝隙仰望书脊，当四境都已寂静时，我突然听到了耗子啃啮的声音，我听见它们怎样在我卧床上面的天庭里忙碌着，好几处书本上传来的这个声音不禁使我毛骨悚然，仿佛那儿有个秒针在滴答地走着，哪里有耗子，哪里就有耗子窝，哪里有耗子窝，几个月后哪里便会出现一个耗子聚居点，不出半年就成了一个耗子村，然后按照几何进程一年以后发展为一座小城市，这些耗子有足够的能量啃穿木架和搁板，于是有朝一日——那一天不会太远——我只要嗓门大了点，或者一只手不经心地动一动，这两吨重的书便会倒下来，压在我身上，耗子用这个办法来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把它们送进压力机，打进了包里……

80 辛波斯卡著。 81 在中国，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尾随绘本作家几米出现于公众视野。如此情形跟很多著名作家、作品之命运非常相像：没有DVD《铁皮鼓》，谁知道君特格拉斯？没有DVD《一树梨花压海棠》（《洛丽塔》中文DVD译名之一种），谁知道纳博科夫？而假使李安不是鬼使神差相中了《卧虎藏龙》，又有谁会知道王度庐？

76 见招拆招（张立宪）著。 77 表达自己时更多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智商。我知道，前面这个句子有问题——很多时候，“技巧”与“智商”是两个相互交叉的概念。但我坚持这么说，也不是全无理由：“朋友们，羊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这个在2004年大年初一被广泛传诵的“主持人语”从声音表达技巧上说几无破绽，但它在智慧、智商、智力等环节上确已大丢其分。引发我如许罗嗦、感慨的直接诱因是刚刚读完的张立宪先生的新书《记忆碎片》。我在这本读后令人倍感亲切的书中没看见什么“技巧”，可透过诸如“这部片子，哭点很多”（P107）、“他胸前的军挎里，硬硬地横亘着一盘毛片”（P68）、“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P232）之类的句子，我看见了那个身在饭局酒吧、神游80年代的“见招拆招”。其人一言难尽，而其文字却真真朴素、由衷，文笔针脚匀细而外，歌唱之情亦十足饱满。如你所知，以如许滥俗之词描述《记忆碎片》读后感，我也是不得已。而更糟之处在于，面对该书，我忽惊自己其实无论“技巧”还是“智商”，均已存货不多。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