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004

104 这样，在桑塔格视野中，大而言之所谓“语文”、小而言之所谓“语词”，在成为一座桥的同时，也成为一柄剑；在成为一列火车的同时，也成为一只鞭：它不断将对于疾病本身的恐惧、无助、投射运送并移植到更为广泛的现实生活情境之中，使之成为比喻或意义的弹跳点，而在如此这般之后，它也顺手幻化成一只皮鞭，将“疾病”之躯上上下下重新鞭挞出诸如羞辱、不洁、疯狂等等……而其实，那是一些莫须有的羞辱，来历含混的不洁和貌似清晰的疯狂。“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P83）——在桑塔格这段直言不讳、有关“隐喻”和“阐释”的告白中，“避而不用”与“试图废置”这样的话虽说得平心静气，但它在是一个细腻标准、精确态度的同时，更是一个挑剔的主张：“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P77）……在这六个“反映”的排比下，“语文”或“语词”的暴力助手的角色被清晰定义而出——它们当然不是“屠夫”、“杀手”或“刽子手”，而是一群一直被我们忽略的“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