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的故事》(02)
将一个人扔进号子的那一瞬间,执行者并不事先设定他是位智者或白痴。可更多时候,“号子”乃至本书作者所一再把玩的所谓“号子文化”终于把一个人变成了白痴。如此判断当然也只是一个反推的结果,因为在阅读本书前,那种心平气合白描监狱文化的文本,那种观察的、自省的、独白的、自嘲自解并果然铭心刻骨的讲述少而又少。我知道,白痴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而智者又未必可能完成。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表达我的意思,我憋不住了,我必须说,我的意思是,那些过于聪明的智者多半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会量出需要的伤口。事后,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要根据时局变迁的阴晴圆缺而恰如其分地将自己曾经的伤口妖化或圣化。而这也正是那种摒弃投机、摒弃“周年纪念情节”乃至“盖棺情节”的回忆少而又少的原因之一,并同时也是我尤其珍贵本书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比应景文革三十周年或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更重要的是,那些真正铭心刻骨的往事的倒影不会拖着长长的、晦涩暧昧的投机之影。“也许我还有必要交代一下自己的动机?——为什么一放再放了三十多年的东西终于还是要写?为什么去年冬天又会‘一念再起’?我想过,结论依然是:我自己也不太说得清。要编故事当然也可以编出一个‘感人’的理由的,可是,那又何必呢?还是让我再借用一次加缪吧,他说:‘人们真是缺乏想像力啊!他们总认为自杀要有一个理由,其实自杀完全可以有两个以上的理由!’我想,活着或者做其他事就更是如此,写作自然也不会例外。”作者朱正琳写在本书“跋”中的这段话在我的理解中正是一个面对往事乃至现实的平淡态度。也许因为看过太多那种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检举的缘故,我总是想,很多时候,往事越铭心刻骨越此生难忘便越使我们沉潜、黯淡乃至麻木。眼泪并不代表一切,那些控诉时挥动的夸张手臂也不过更富戏剧效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