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003

103 问题被桑塔格锁定于“语文”主题——但无论如何,庞杂“语文”证例哪怕如山如海洋,终究也还仅是冰山一角。或者,根本说,其实桑塔格仅仅是选择“语文”作为自己探究之险的出发:她尤其看重的是诸如“梅毒”、“癌症”这些从名词变成形容词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P54)……在这段波德莱尔的名言中,名词“梅毒”被用作形容词,用以形容反民主人士对“平等时代渎神行为”愤懑之情。桑塔格抓住这个事实上普遍存在的“名词”-“形容词”之变——在这个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反犹主义辩论的常用比喻中,桑塔格甚至听见了那种将“性和政治的恐惧投射到这种疾病上”的普遍习惯。因为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一再提到“梅毒”。在如此语境中,已习惯性蜕变为形容词的“梅毒”或“癌症”等等就像一个往复反射的一根猴皮筋,当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虑、恐惧投射到其中后,它又作为一种肮脏或羞辱反抽回疾病本身。

跳台

佐思佑想看电视耐心极差,不断跳台。他们在一些画面播放的过程中,还喜欢叙议相兼,议论一哈。但因为年龄关系,说的大都不着四六,基本胡扯。

《疾病的隐喻》002

102 “资料”的力量在桑塔格的文字中确实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阅读者常常不难领略桑塔格“思想”之锐,“观念”之魅,但却很容易忽略其“观”其“念”其“思”其“想”从资料、资讯之巨中渐次剥离与蜕变的过程。显然,这种忽视情有可缘。在本书中,仅“文学”这个作者的本行,其人物、细节等信息已近海量。而面对海量信息的剥离之功之胆,也正显现出桑塔格的过人之处。对桑塔格而言,萨特《恶心》中的罗昆廷、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乃至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等等,一一脱去原有的身份外衣而被还原为“病人”。桑塔格以一名“大夫”+“批评家”的眼光打量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悯之外,更多冷峻。那冷峻之光甚至将整个文化史中密密麻麻车载斗量文字一一过滤:那些通常会被我们慢待忽略的细节、那些个性鲜明的作者自述、那些常常只被我们当作悬挂在名人嘴边无非炫耀智力优越感的博喻、妙喻、绝喻之类,在桑塔格的显微镜下被依次放大和刷新。康德说:“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P41)——康德的话原本不过是将“癌症”一词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使用,但桑塔格却从中听出了“癌症=情感过度”的隐喻之音;卡夫卡说:“我的头和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协定”(P38)——卡夫卡的话不过抱怨自己的身体背叛了自己,但在桑塔格看来,它却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判断,即所谓疾病其实是“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由此,疾病已大可约等于所谓“天罚”;雪莱安慰济慈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P31)雪莱的话当然不过是一种满怀情感、对于友人的抚慰之语,可在桑塔格的解析中,它被还原出了“刻意将疾病诗化”的底牌。而最终,这种种来自文明遗产、文化遗产、文学遗产中被遮蔽部位点点滴滴的渗透和遗忘被桑塔格双手合十,一一接住,并最终汇聚成一片以疾病为主题的隐喻之海……其间波涛汹涌险象环生。面对此海,我们忽然发现,疾病之于生命之危,至少常常不在许久以来人类自身锲而不舍将疾病性灵化、伤感化、妖魔化的危险之上。而更大的震撼在于,我们发现,此时此刻我们不仅依旧身陷那片辽阔凶险的隐喻之海且沉且浮,而且,我们自己亦正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继续编织、传递着与疾病本身基本无关的无数“真理”——危险而且荒谬。

《疾病的隐喻》001

100 苏珊· 桑塔格著 101 桑塔格的文字由“冷隽的情绪”+“翔实的资料”这两种力量相互推动着往下走。前一种所谓情绪力量被桑塔格控制得相当节制;而后一种力量却以一种阔大的视野,像拧麻绳一样将出自文学作品、社会思潮、医学认知、

《万象》第六卷 第三期(总第58期)

96 孙甘露散文 《秋天在瓦尔代》 97 文章不长,内容写俄罗斯朋友阿列格带中国作家去瓦尔代度假。朴素的文字,写出了瓦尔代的寂静之美。我无法举出具体因为什么,但无声的寂静从那些简单的文字中流淌出来。感觉得到,说不出。

《中国乡土手工艺》

89 高星著。 90 高星说,是“手工”一词让他认识到了手(P264)。这个说法太概括,需要额外解释、补充、证明——高星的办法是编一本书:《中国乡土手工艺》。如此解释、补充乃至证明已属极致。

《虫儿们》

85 半夏著。 86 我数了数,半夏在他大大方方、漂漂亮亮的新书《虫儿们》大概写到了数十种虫子。总的来说,那些虫子我们都熟悉——蜈蚣,蝎子,蜘蛛,蟾蜍,壁虎等等,也算“五毒”,而蜉蝣,叩甲,蜻蜓,蝴蝶,蜜蜂,天牛,花大姐,萤火虫等等,则属于飞翔类虫,再有如虱子、蟑螂、苍蝇、金龟子等等,则属于害虫一类。以与人类关系亲疏远近分,恐龙、鲸鱼、非洲豹等等远如我们美国舅舅的姨老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般的情怀;而出没在半夏笔下的蚂蚁、螳螂、蝼蛄、屎壳郎等,则属于我们的街坊近邻,至少也是七十二家房客。而根据远亲近疏、远香近臭的原则,我们对恐龙鲸鱼之类常常壮怀激烈,满怀崇敬憧憬之心,而对我们身边的那些寻常亲戚贫贱发小则多半提不起什么精神……解释这一现象的最好的比喻是可以套用广大歌迷面对中外歌星的鲜明不同:洋歌星的绯闻也是芬芳无比的,而本土的淳朴则再怎么样也不招人待见。当代人的冷漠、无情与势力在我们对待虫子的态度中被意外和盘托出。

像年轻的康德那样……(感谢网友lanrenfei亲自录入)

摘自《过于喧嚣的孤独》 我工作到深夜,只偶尔休息片刻,那是去到通风井,从五层高的烟囱底下仰望一小片星空,像年轻的康德那样,然后拿着空啤酒升爬上楼梯,踉踉跄跄走出后门去打啤酒,之后又一手举着啤酒升,另一只手扶着踏级下梯子似地倒退着下来,回到地下室,在这里,电灯光下面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康德的《天国论》,一个个打成的包排列在升降梯旁边,今天我开始用上百张浸透了水的梵高的大幅复制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个包的四面都闪着金黄和桔红的光彩,衬着天蓝色的背景,这就稍稍缓解了压力机里死耗子、耗子窝和腐烂纸团泛出的那股子臭气,压板随着我按下的红色或绿色电钮或前或后地运动,在此间隙我喝着啤酒,读康德的《天国论》,读到怎样在寂静中,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当意识悄然入睡时,不朽的神灵便用无名的语言谈论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事物……这段文字使我如此震动,我跑出地下室,跑到通风井那儿仰望上面的一小片星空,后来我回到机器旁,继续用叉子把臭烘烘的烂纸连同一窝窝裹在棉花似的软絮里的耗子叉进槽里,谁干我这一行,他就不仁慈,正如天道不仁慈一样,但这份活总得有人来干,这是屠杀婴儿的行当,就像勃鲁盖尔画的那样,那幅名画的复制品上个星期我用来裹了打成的每一个包,可是在今天,梵高的《向日葵》尽管金煌煌的圆盘和盘心光彩夺目,却只是增添我内心的悲剧感。我干着活儿,装点耗子墓,不时跑出去,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上面有通风井口的一小方星空,脚下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所有下水道和阴沟里激战,二十个包排列得整整齐齐,犹如一辆有二十节车厢的列车,正朝着升降梯驶去,每个包冲我的那面都点燃着一盏向日葵的明灯,压力机的槽里装得满满的,一窝窝耗子安静地被碾毙,恰像被凶残的公猫捉在爪中玩弄的耗子,叫都没有叫一声,仁慈的大自然创造了一种恐怖,在这种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毁灭,它比痛苦更为强烈,在真理出现的时刻笼罩着你。对此我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头一亮,觉得自己在变得美好起来,因为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的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的一切——之后,我还有足够的勇气使自己没有疯狂,我逐渐惊异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把我抛进了一个广大无垠、威力无边的领域。我的头上亮着一盏灯,红绿电钮驱动着压板忽前忽后地来回运动,最后,我终于铲到贴地的最下层了,我像掘土工似的不得不借助于膝盖的力量,最下面的那摊烂纸已成了泥灰土。我把最后一锹又湿又黏糊的东西抛进机槽,活像一个掏阴沟的在打扫布拉格一处废弃不用的地下水沟。在最后那个包里,我放进了一本翻开的《天国论》,我用铁丝把包捆紧,按下红色电钮减压后,我用小车把包推去同其他的包堆放在一起,我在楼梯上坐下来,耷拉在两膝间的双手触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二十一朵《向日葵》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放射光芒,几只小耗子冻得发抖,因为这里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废纸堆,有一只耗子径直跑到我面前,用后腿蹿跳起来朝我进攻,扑到我身上想咬我一口,也许想把我打翻在地,可能只是想让我受点伤而已,它使尽全身力气扑过来,咬我的湿脚跟,每次我都轻轻把它拂开,可是小耗子一次又一次冲向我的脚跟,最后它累得筋疲力竭了,喘息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瞪着我,瞪着我的眼睛,瞪得我不禁战栗起来,因为在这只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头上的星空或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更多的东西。像一道闪电叔本华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最高法则是爱,这爱便是同情,我明白了叔本华何以那样憎恨巨人黑格尔,令我高兴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不是两军对垒的统帅,否则他们会像布拉格所有下水道中的两个鼠族那样交战。今晚我感到疲惫之至,便和衣躺在床上,头顶的层层木板托着两吨重的书,我借着路灯映进来的昏暗亮光,透过木架的缝隙仰望书脊,当四境都已寂静时,我突然听到了耗子啃啮的声音,我听见它们怎样在我卧床上面的天庭里忙碌着,好几处书本上传来的这个声音不禁使我毛骨悚然,仿佛那儿有个秒针在滴答地走着,哪里有耗子,哪里就有耗子窝,哪里有耗子窝,几个月后哪里便会出现一个耗子聚居点,不出半年就成了一个耗子村,然后按照几何进程一年以后发展为一座小城市,这些耗子有足够的能量啃穿木架和搁板,于是有朝一日——那一天不会太远——我只要嗓门大了点,或者一只手不经心地动一动,这两吨重的书便会倒下来,压在我身上,耗子用这个办法来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把它们送进压力机,打进了包里……

《一见钟情》(诗集)

80 辛波斯卡著。 81 在中国,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尾随绘本作家几米出现于公众视野。如此情形跟很多著名作家、作品之命运非常相像:没有DVD《铁皮鼓》,谁知道君特格拉斯?没有DVD《一树梨花压海棠》(《洛丽塔》中文DVD译名之一种),谁知道纳博科夫?而假使李安不是鬼使神差相中了《卧虎藏龙》,又有谁会知道王度庐?

《记忆碎片》(一校样)

76 见招拆招(张立宪)著。 77 表达自己时更多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智商。我知道,前面这个句子有问题——很多时候,“技巧”与“智商”是两个相互交叉的概念。但我坚持这么说,也不是全无理由:“朋友们,羊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这个在2004年大年初一被广泛传诵的“主持人语”从声音表达技巧上说几无破绽,但它在智慧、智商、智力等环节上确已大丢其分。引发我如许罗嗦、感慨的直接诱因是刚刚读完的张立宪先生的新书《记忆碎片》。我在这本读后令人倍感亲切的书中没看见什么“技巧”,可透过诸如“这部片子,哭点很多”(P107)、“他胸前的军挎里,硬硬地横亘着一盘毛片”(P68)、“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P232)之类的句子,我看见了那个身在饭局酒吧、神游80年代的“见招拆招”。其人一言难尽,而其文字却真真朴素、由衷,文笔针脚匀细而外,歌唱之情亦十足饱满。如你所知,以如许滥俗之词描述《记忆碎片》读后感,我也是不得已。而更糟之处在于,面对该书,我忽惊自己其实无论“技巧”还是“智商”,均已存货不多。是后话。

《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04)

75 由于制造“媒体价值观”这一概念,蒋原伦为我们观察“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创造了一个解剖与观察的绝佳视角——在这一视角中,至少其衡量标尺上诸如“时尚性”、“感官性”、“暂时性”、“安全性”、“

《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03)

74 当然,我知道,如上“解说”所可能得到的最好评价最多也就算猜测之一种。有关于此,蒋原伦在《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一书中指出,隶属于“媒体文化”的上述种种其实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基本上的拼贴和组装的,其中充满着偶然性,有着种种变数,所以媒体文化永远是一个开放体系”。而“这种临时性、偶然性和群体参与的积极性造成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是间歇性的,忽起忽落的,而非持久的和相对稳定的”(P45)的属性偏巧“冯小刚神话”以及今春“崔炮打冯”事件乃至前后种种一一印证。这实在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的好事——不仅媒体文化所谓“开放的体系”果然“开放”,而且,所谓“偶然性”、“临时性”、“间歇性”、“群体参与”等等,也一一变成可以触摸的短暂热闹。未出二月,网络BBS上那数万条针对“炮轰事件”所引发的轰轰烈烈的口水战果然忽就因为“冯刘”一方的“沉默”嘎然而止。而这时再看那个所谓“文艺批评”的辩解,则显出几分慌不择言后的尴尬。不用上升到很高的理论层面,仅仅从一般常识而论,一个演艺圈的公众人物,其基础资源显然很难被开列在“批评”义项之下。而那种更深刻的误会,则在于事实上“媒体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中的所谓恒态价值观间存有巨大落差——不仅“媒体价值观念”超越“传统审美体系”,而仅仅是一种“表面的、临时的、非理性的暂时性标准”(P71),而且,其本身全无“恒定的标准”——它“浅薄”,它“流动”,它“盲目”,它“无根底”,它常常只在那种异常安全的前提下表现其实背离现存意识形态的一面,但绝不对其构成所谓“正面挑战”;它或许会宣扬一种所谓“移风易俗的人性的力量,但不是立杆见影的,在它的嬉笑怒骂中既有正义的呼喊,也有邪恶的诱惑”——除此之外,它永远把“追随时尚”、“追随时势而变化”、“追随受众口味”、“追随票房和收视率”当成自己永远遵循的铁律(P74)……这样看来,“批评”之类格外专门化的的字眼事实上永远无法被镶嵌到这个或那个更多媒体热闹事件的脑袋上。而经由此事,各位事件中人也不难发现自己“公众人物”标签外,还有“媒体宠儿”身份。想像中,就算一位因下岗而离婚的大哥、一位因红杏出墙而背时的CEO对“手机”再怒火中烧急欲发表“文艺批评”,媒体也未必买他们的帐——谁都知道,在“媒体价值观”的那杆秤上,公众对名人消费的需求,已经标明了媒体选择的伟大方向……而此时此刻批评家的缺席则属于那种必要的聪明。否则的化,相似的混水哪里淌得过来?

《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02)

73 冯小刚一手缔造的贺岁片“神话”的构件其实还不仅仅是“票房神话”或“喜剧神话”——假使真切推敲,它甚至是一个包括“消解神话”(王朔遗风)、明星神话(葛优+X女星)、自我神话(离婚+再婚+对前妻的悔过=新好男人)、投资神话(在国产影片普遍缺少投资的语境中,冯是一个异数)等诸多神话在内的一个超级神话——那一个个神话不仅相互衔接,而且相互纠缠重叠,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乃至知识精英要把这一切搞清楚,的确不容易。同理,张艺谋的“大片神话”也便不仅仅是“巩俐神话”直至“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神话”的简单演进或有效积累。以此类推,“潘石屹神话”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少年梦想成真”的神话,“余秋雨神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人勤劳致富”的神话,“章子怡神话”不仅仅是“一个灰姑娘变公主”的神话,甚至就连“崔永元神话”也很难“实话实说”平台一手托举那么简单。因此,所谓“令人垂涎之外也是让人百思不解”在我们目前的媒介语境中其实是一种必然。而如此必然的更深层的原因即在于,在我们这里的流行神话背后,至少目前一片荒芜。在如此荒芜中,蒋原伦先生的本书即显得尤为重要与可贵。它的出现至少让人看见一个位于神话背后的“基建”工程已经开工——与近年间已开始遭到重视的诸多引进版传媒专著、传媒教科书出版比,蒋本人及他所主编的本套丛书从本土的语境入手,一镐一锹地开始了事实上相当艰难的“基建”……我是小心翼翼斟酌再三才挑选出“基建”二字作为的感想的一种概括,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下以“神话”构建而成的日常生活中,“摆脱神话”已是一个最大的神话。既然如此,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破解神话而非摧毁神话。像崔永元“嘀嘀咕咕”式的所谓“文艺批评”对于所谓“破解”不仅全无用处,甚至只能适得其反。沿着蒋原伦的“镐”起“锹”落,我甚至已经开始找到“冯小刚神话”的基本制造程序或工艺……简单说,蒋对“媒体价值观”概念(P68)的多方开发,其实已敲开“冯小刚神话”之门——在“崔何炮轰冯刘”事件之前,冯的每一部贺岁片结束之日,即其下一部贺岁片启动之时——从制造事件,到引发话题,从聚焦媒体,到话题拓展,一路“传播”下来,通常大半年也就过去了。而2004年,这样一路“传播衔接”还意外出现了诸如“炮轰”之类的“准丑闻”。因此,也只有2004年,冯小刚的贺岁片才拥有了春节后“再次复映”的殊荣……而这一切,意外印证了蒋的如此论述:“丑闻在眼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或许要由社会心理学或经济心理学来解释,这里还有各种复杂的因素牵制,并不是丑闻越大越好(P177)”……不过,尽管如此,“丑闻”或“准丑闻”之“一石多鸟”效应,却是一定——仅以2004年度为例,本事件数位当事人已经或即将受到的媒体关注无疑将大大超过往年。

《汉语词法论》(壹07)

64 关于 *联合式复合词在语音上连属,不能有顿歇。而联合式短语的语素之间可以停顿。 如:教学相长(“教”与“学”之间可停顿,“教学”属联合式短语);搞好教学工作(“教”与“学”之间不可停顿,“教学”则为联合式词)。

《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01)

61 蒋原伦著。 62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所采用的叙事策略有二:一是通吃,一是泛化。“通吃”的意思是说,在麦氏媒介理论框架里,一切凡胎肉身均为媒介——从开吉普的张艺谋,到拍摄艳照的章子怡,从刊载“反盗版声明”的余秋雨,到出版“西行25度”的潘石屹,无一幸免。而所谓“泛化”的意思则是说,甚至就连吉普、艳照、乃至于手表、汽车、手机、个人网站或博客日记,同样尽为媒介……蒋原伦教授在其新著《媒介文化与消费时代》中特意对上述概念作出了一个更为平易确切的概括:“由于媒介是人们与外界打交道的惟一渠道,因此不同的媒介可以看成是人体的不同感官的延伸,而媒介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模式,所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是媒介的构成方式而不是媒介所承载的信息”……而当麦克卢汉的醍醐灌顶与蒋原伦的平易确切组合到一起后,从陈凯歌、冯小刚、刘震云、崔永元等成功人士的他们,到贩夫走卒平头百姓的我们也便一同有了一个重新审视周围信息环境的开阔视角——打比方说,这时,我们依稀看见冯小刚已站到信息之颠的“天安门”城楼中门。面对俯视中百万人民“我们要看贺岁片!我们要看贺岁片!”的震地之呼,他说了一句经典台词:人民万岁。而这时正在广场西侧六部口散步的崔永元正在想心事。他对广场上发生的一切略知一二,但并不详尽。他随口咕哝了一句,不过那声咕哝旋即被广场上无垠颤抖着的喧嚣所淹没……在这个假想出来的场景中,广场、城楼、人群、欢呼、咕哝、冯、崔等等,均为信息不错,而更重要的是,那种运动般的喧嚣本身更是一种媒介。而有关这后一项,我们此前并不明了。关于媒介或信息,我们以前的观念还仅仅停留在一张报纸与一篇随笔,一个电视栏目与一个嘉宾……而至于阅读与观赏间化学反应般的互动乃至由此引发而出两伊战争般的无穷混战,除了把自己搞晕而外,无非陡增我们的困惑与迷茫——尤其在那些知识精英看来,一个专门讲述男人乱搞女人撒泼的发霉电影居然票房高达5000万,令人垂涎之外,也是让人百思不解。

《阁楼人语》

56 沈昌文著。 57 《阁楼人语》其实更像是一部“旧”书,因为书中大部分文字事实上已成为一些读者尤其中年读者过往十余年阅读生活中的一部分。据闻,在做《读书》杂志“主持人”期间,沈曾为读书杂志戏拟过一个推广口号,说“你可以不读书,但你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口号的实际效用事实上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大多数读者其实根本读不完每期十余万字之《读书》,而浏览“阁楼人语”,却并从“不困难”,到“不遗漏”——不困难是说它短小,不遗漏是说它有趣——那个通常以拉家常、扯闲篇为主要语感的“人语”亲切平易不说,甚至连“抱怨”、“诉苦”、“喊穷”等等,也一概自然生动。其实,更需要留意或破解的是“人语”中狡黠委曲的一面,而在当初,一期千把字的匀速乃至琐碎,遮蔽了一切。却而今,当它被连缀成一个20万字文本、20年时空的岁月绳索后,其中所记录下的一个时代的蜗行乃至一代知识者思想解放之轨迹,忽然令人心惊。似乎或确切地说,这应该不是预谋。

《汉语词法论》(壹05)

55 关于-外来语“类后缀” (化)-疑为由英语动词词尾“-ize”转化而来。 如:现代化—机械化—经常化—民族化—大众化—规范化 (性)-疑为由英语名词词尾“-ness”转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