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04）

75 由于制造“媒体价值观”这一概念，蒋原伦为我们观察“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创造了一个解剖与观察的绝佳视角——在这一视角中，至少其衡量标尺上诸如“时尚性”、“感官性”、“暂时性”、“安全性”、“ 偶然性”、“拼贴性”、“盲目性”等刻度已相当清晰。而在此之前，面对消费时代一波波此起彼伏的诸多“神话”，我们要么就是束手无策，要么就是在那场时尚篮球赛正打得热火朝天时一再吹响足球比赛的罚哨……面对张艺谋引发绝大积争议的影片《英雄》，网络批评与专家批评不可谓少，更不可谓不汹涌，但其实效果甚微。各种原因，即在于那几乎所有批评多属错位。正如评价余秋雨一系列著述所一再发生的情形那样：当论者用传统学术之尺衡量它时，那把批评的卷尺评要么嫌长，要么恨短；而当论者以传统文学之尺去衡量它时，则又常常暴露自身的局促与紧张——而正是在如此尴尬中，主角余秋雨成为最大赢家：余的聪明也正在如许进退失据中凸现而出——他在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学的哪个缝隙里为自己重新打造了一个佛龛——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所谓“大文化散文”。而关于张艺谋的所有错位批评，事实上对其他直奔奥斯卡的不懈追求不仅不是阻力，相反倒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而此时此刻，也就发现，事实上已被广为流传的所谓“秀”概念未能被蒋原伦收进书中，应是一个不小遗憾。我的感触是，当“媒体价值观”在蒋的创造中成为一把接近精确的标尺后，“秀”概念最有资格成为一件让那把尺子大派用场的霓裳羽衣。在我看来，沉入消费文化语境，把准“媒体价值观”视角，当下所有流行神话诸如张艺谋之“大片神话”、章子怡之“侠女神话”、潘石屹之“建筑神话”等等，莫非“秀”焉。我一直以为，“秀”这一概念本身同时含有“自我沉醉”、“自我消解”以及“自我嘲讽”等多重意味。而刚好，蒋氏所谓“媒体价值观”之尺其属性恰对“秀”概念中所谓“消解”、“自嘲”的部分给出了精妙阐释。打比方说，在该书之前，面对一丝不挂的那位皇帝，我们有可能还只是个叫喊出那句真理的孩子，而现在，同样面对一丝不挂，我们已大致可能写出一个稍显丰满的“操行评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