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本周在该报‘文明’版刊载长文,从一本名为《希特勒的科学家们》一书展开探究,主题是:科学家与政治的关系。作者艾黎介绍说,诸如此类的反思纳粹科学的作品还有很多。看了这样的资讯,我想,相似的反思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所开展的某些研究以其极为不人道而为众人所知,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年轻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过一个臭名昭著的试验,试验主题是要验证“犹太人是劣等种族”。后来纳粹惨绝人寰的种种罪行都与这个臭名昭著的试验有关。
而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人们对于德国的科学家与纳粹政权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看法,大都集中在上述那些极其恶劣的案例上。撮其要点,即认为在纳粹时期的科学被一些“烂苹果”所玷污了。其隐含的观点即也还有好的苹果。这种版本的历史同样认为:那些“烂苹果”所从事的是低质量、结果毫无意义的“伪科学”;纳粹对于“真正的”科学十分鄙视,因此在这个时期,主要的科学家团体像是一滩浑水:大部分科学家从事协助纳粹罪行的研究主要因为受到了强迫。
上述看法广泛地形成于纽伦堡大审判,当时宣判了纳粹高官们的极度罪行,但对于那些并非十分臭名昭著的个人的行为并没有深究,而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许多的科学家。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头目被绳之以法,正义的使命似乎随之结束。对于战争的胜败双方,似乎都是如此。想想任何一次大的历史动荡后的情形都是如此。对于那些顶级人物的审判或宣判好像一种表演,一种正义的仪式,它一落幕,也便万事大吉。至于更为丰富的细节和二三号人物,更多角度的探究和思考,则无暇顾忌。
艾文指出,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于德国历史上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所展开的一次更为广泛的历史性重新评价,科学史学家开始置疑这种“烂苹果”“伪科学”的观点。其实,对于这种战争时期个人行为和动机的不明确性和复杂性的思考,并不仅仅反映在学术界,同样还反映在《哥本哈根》等戏剧以及《抉择》、《索菲-斯库勒:希望与反抗》、《帝国的毁灭》等一系列的电影中。
1999 年,当时的马普学会主席胡贝特·梅尔克尔发起了一项历时6年,耗费了500万美元资金的项目。这个项目由独立的科学史学家展开,对于纳粹时期的威廉皇帝协会(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前身)及它的科学家们在支持纳粹的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系统地分析。这个项目已2005年3月结束,其中多项研究的结果都说明对于纳粹时德国的科研状况的主流看法十分肤浅。主流和似乎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那种可以让人心安的看法,它的浮浅保证的了这一点。而其实,有些时候,它的确切性或真实性很难说。
马普学会发现,纳粹时期所展开的极其罪恶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并非“伪科学”。实际上,这些研究遵循了传统的科学方法并且在当时处于学术的前沿。马普学会同样还发现纳粹对于基础研究十分尊重,在战争年代增加了科研资金,却并没有以要求科学家加入纳粹政党为前提;许多科学家不仅仅不是屈从于胁迫,而是很自愿地把他们的研究方向确定在符合纳粹的方针政策上——作为一种获得资金以及那些由于纳粹的政策(例如,侵略其它国家)所得来的新资源的方法。研究发现,当时德国大部分的研究人员,似乎并不把纳粹政权看成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个实现他们研究的野心的机会。
当然,也只有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种严肃的、公正的重新评估才有可能实现,至少在德国是如此。首先,研究机构中的老一代人正在陆续退休,他们的后来者需要一个清晰的路线,不必背负第三帝国的遗留问题以及战后重建德国的压力的包袱;其次,只是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才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俄罗斯的档案。
这项研究更多地揭露了一个道德上的巨大的灰色区域。例如,德国斯图加特市的威廉皇帝协会金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自愿地提出了许多项目来改进当时现有武器的杀伤力。研究还证实了对于诺贝尔奖得主,1960至1972年间担任马普学会主席的生物学家阿道夫·博特纳特(Adolf Butenandt)的指控。奥斯威辛的血样是在博特纳特位于柏林的生物化学研究所进行处理的,所以看起来,博特纳特应当早已知情。
非常感谢作者编译本文。这个时隔50多年后的“翻案”调研让人知道历史很多时候也有错别字,也需要修正、修改和修整。该研究把历史学家们从辨认个人行为并为他们定罪带到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科学团体与政体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并且从中学习。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那些生活在法西斯旗帜下那些人来说,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不朽的。1942年之前,几乎没有德国人设想到:当权的政府会被推翻,或者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他们认为是忠诚、爱国、或者工作的行为将来会被成为一种罪过。
在该项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该项目发起人胡贝特·梅尔克表示:这次行动对于德国的科学家来说是积极的、具有解放意义的。他还说:“那些视线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人对于未来将十分盲目。而那些仅仅关注今天的人也是一样。” 梅尔克的话其实对我们似乎无可置疑的许多想法、理念而言也是一种提醒。我们的生命围棋似乎正无视过去,仅看眼前。而关于未来,我们什么也没想。
(艾黎的全文详见2005年4月21出版的《国际先驱导报》第13版)
黄先生又开始忽悠我们,右面的链接又换门脸了,弄的我们又不知道张三、李四、王五、二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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