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自述》

文革刚开始，北大哲学系一部分师生即开始造反。一次，冯友兰等一帮老教师正在开会，造反派闯了进来，先器宇轩昂大呼口号，然后责令在场各位教授自查，一一坦白自己在解放后写过多少文章，得过多少稿费。不得已，在场教授逐一坦白，有人写得多，有人写得少，有人没写，而稿费则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其中一位先生说，他在解放后总共得到过一块五毛钱的稿费，在场人都不信，认为不可能，可那位先生信誓旦旦，称那一块五毛钱的稿费是一个出版社请他代审一篇翻译稿所得。当时的语境是：写文章＝放毒，收稿费＝脏款。

七月，造反派“正式”闯入冯家。一大队红卫兵高喊着“打倒冯友兰”的口号威猛而来，见到冯友兰迎出，一个小将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大字：“封”，并且说，“你的这些东西现在属于人民了！”幸而那个“封”字没有贴在门上，而是贴在门内迎门的墙上，所以虽然房子被封了，可冯友兰夫妇还可以自由出入。而在工资收入的“临时管制”上，却没这么“名实不符”，而是果真降到每月每人十二元。冯友兰十二，他老伴十二，两人每月靠二十四块钱为生。有一天冯友兰从外面回来，冯太太说：“今天有好吃的。”冯友兰问：“什么好吃的？”太太说：“今天上街，我看见有卖羊肉的，我买了一毛五分钱的羊肉。”

再后来，北大红卫兵向冯友兰发出最后通谍，即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将家中所有藏书运送到指定地点。冯友兰感到为难，向红卫兵小将解释，说家里书实在太多，即使送去，你们也没地方放，最终，小将说：“这样吧，我们把你的这些书架上都贴上封条，你就不必送了。”小将们的这个妥协让冯友兰几乎所有藏书在文革中得以幸存。又一次，红卫兵小将在冯家搜出一张斗方红纸，四面印有万字花边儿。冯给小将耐心讲解这种斗方红纸的用途，其中包括为什么它跟纳粹标志无关等。冯说，这个万字标志起源于印度，后来传到欧洲，也传到中国。本意为吉祥，它与纳粹标志全无关系。听罢冯的讲解，小将们只好作罢。对此，冯感慨万分——因为这些小将毕竟容他解释，并最终相信了他的解释——“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啊。”……冯友兰临了的这个感慨让我想起老舍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条狗，你也得生在北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