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无数个十七岁、十八岁的夜晚,我在天津的马场道采访鲁迅鲁老师。可以想见,那一定是一连串信息不对称的采访。而所谓“信息不对称”,其实就是单向,单声道,像极了所谓剃头挑子一头热,像极了热脸贴了冷屁股。那一种只有神游而没有回应、只有谜面、猜测、幻想却没有谜底的采访。不过,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真真切切发生过的“生磕”。在野草里,在彷徨里,在呐喊里,在祝福里,每个疑惑都是一次天黑,每个神会都是一天光,每个歪读都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伪黎明。那些半生不熟的字句就像一阵来历不明的风,将那间昏昧的小屋唯一的那扇窗户忽地吹开。刹那间,那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大团大团怪异的新鲜空气开始相互纠缠和碰撞,伴之以或巨大或蟋蔌或刺耳或挑逗的复杂声响。时过境迁,由那个庞大的声波引发的我无数神经末梢里的唱和育回应如今早已踪迹杳然,可它并非虚幻,而一定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就像储藏在某个无名硬盘中的某个未曾命名的文件,安详沉稳地等待着记忆的苏醒。至此,我才明白,事实上这三五天里,其实我并未出现在天津,并未出现在展场或某个发布会现场。我的脚步不过踉跄在还如一梦的记忆中。原来,我在的时候常常不在,我不在的时候常常在。
以前,无数个十七岁、十八岁的夜晚,我在天津的马场道打电话、等传呼(那两个公用电话分别是23250894和23250895)、等人、骑着单车乱转、吃冰淇淋、陪妹妹等904路公交车……
恍惚着,快乐着。天津之行把你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给勾出来了,那画面应该是黑白的。
原来阁下也去了,不知有阁下什么新书出版?
天津为什么让人想到七八十年代?就是因为它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