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已乘鲤鱼去》（02）

所以，有些青春小说的强劲无比的市场号召力与“青春文学”之类的外在标签至少没有本质的关系。同理，几乎所有在阅读市场取得骄人成绩的那些青春作品也基本不具备拷贝或复制的可能。郭敬明再也写不出一本《幻城》，韩寒没在《三重门》后，继续“四重门”、“五重门”、“六重门”。

而相似的情形也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在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的身上。而这正好表明，其实不只是“青春小说”，几乎所有畅销书事实上都带有“偶然性”。而正是这种偶然性告诉我们，渐次成为主流、以经验写作为特色的所有商业写作一概难免在快速崛起后又快速枯竭。这个事实已然成为“时间”在长久沉默后所发出的一个“书面”预警。它告诉我们，“经验”不是上一次床，也不是离一次婚。经验的本质是时间。

于是，尽管“经验”的呈现很可能被作者滥用，尽管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难免聊且逞强，自以为是，将一次性经验以一当十一用再用，并妄图借此瞒天过海，但经验永远像水泥，它只有在一个必要时间、必要湿度相对满足的前提下，才可能健康地晾干。你每周都给水泥发奖金也没用。

以此而言，正如网络文学的出路是出离网络一样，青春文学的出路在于出离青春。好在这一切并非我的凭空幻想，至少在2004年底、2005年初，韩寒的最新小说《长安乱》已远离校园生活，而变成了完全虚构的“新武侠”。青年作者蔡俊从自己的第一本畅销书《地狱的第19层》起，便已把自己膘在了心理悬疑的类型小说上。而在张悦然的最新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中，作者成名作中那些极富经验色彩的部分已然淡出，而代之以相对传统的细腻想像和稳健虚构。

当然，突围青春并非背叛青春。而且，事实上它需要提供更多勇敢。从这个角度说，无论回归“传统”还是投靠“类型”，仅仅意味着删除“礼品”之类的危险定语，并尝试成为一杯纯正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