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后附表四是“奥威尔病史”，从1905年2月，至1950年1月20日。从这个“不完全记录”中可以看见，奥威尔一生被肺病纠缠不休。国内的传记通常不附这类零碎，但其实，这类“零碎”非常重要。前数日，读作者余杰写的一篇论文，题目为《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副标题叫“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鲁迅或加缪都是肺病患者。余杰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肺病患者这一特殊身份的作家数不胜数，如拜伦，济慈，史蒂文森，福楼拜，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等，就都是肺病患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之外，巴金、郁达夫、柔石、萧红、曹禺等，也都得过肺病。这样看，这些名人的传记后面，都欠缺一张“病史明细表”。

我从来没听过黑人灵歌，也不懂。可读本书第一段，我脑子里忽然就蹦出这个词儿，为什么？“我居住的村庄，一片土梁上凌乱的房屋，所有窗户向南，烟囱口朝天。麦子熟了头向西，葵花老了头朝东，人死了埋在南梁，脚朝北，远远伸向自家的房门，伸到烧热的火炕上，伸进家人焐热的被窝。”这就是这个长篇小说的第一段，作者是刘亮程。“被窝”那句让我的心软成驴打滚儿。陌生的“灵歌”一词伴随蹦蹦跳跳。怎么啦？

李敬泽的序言主题两个字：挥霍。说全了，标题是：看吧，她是怎样地挥霍才华。挥霍原本就不是个褒义词，可我相信李的序言的意思既非贬义，也非褒义，而是陈述一种现实存在。“她很像一个孤儿——在这本小说里她至少是半个孤儿，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而母亲责被爱恨交织地谈论，实际上，早在吴虹飞之前，那些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笔下，这个事实就十分触目：父亲普遍缺席，这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上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之残缺的惊人的集体例证——这个孤儿惊恐、快乐、机灵、赖皮，她的背囊里有成吨的火柴，点燃，然后熄灭。”在整个序言中，李的这段话最醒目。他的“孤儿说”是可以放大的。唱歌的王菲也是孤儿。演戏又导戏的徐静蕾也是孤儿。未来的娱乐脱口秀主持人郭敬明也是孤儿。写小说的安妮宝贝也是孤儿。吴虹飞自然更是。在本书所收小说《纵是花样年华》一篇里，有个小对话：“我在纸上写道：我有父亲吗？母亲点头。我又写：他在哪里。母亲摇头。我写：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和思想一样美丽”（P115-116)除此而外，“孤儿论”的适用范围甚至包括学术界里那些行为古怪反常的海龟或非海龟。大家的父亲去哪里了？那天早上，斯蒂芬金的父亲说去街口买烟，自此一去不回，永远蒸发。我们的父亲也去买烟了吗？他为什么去？又为什么一去永不再回？

尤其在近五年间，历经小猪麦兜、小狗可鲁，动物小说到了《狼图腾》终于荣获诸多商业殊荣。陷入这一语境，犹如陷入哈利-波特语境，即所有后来者，如今秋隆重面世的长篇小说《藏獒》乃至正在写作中的动物小说，其实有意无意之间都是在与《狼图腾》PK。如此语境其实更像泥淖：作者、出版者乃至读者所承受的压力一样巨大。前两者的压力不难理解，而此刻作为“观众”的读者其压力在于，这时的阅读已成为类似于观赏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且志在必得的那种杂技表演——读者对于故事乃至语言的关注一变而为一种对于某个高难度模仿动作的关心。他们甚至手心出汗，双腿冰凉，时刻担心那位行走在万丈悬崖之上、保险绳未必系紧的表演者究竟会不会掉下来。

生气和困惑时会大声尖叫 这本小说获过很多奖，还在去年圣诞节期间的排行榜上打败哈5，成为第一。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就算前面两项都是虚构，都不曾发生，这本小说依旧是好小说。当天下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必须以哈为参照的时候，哈其实已成为一种暴力，一种时尚恐怖主义，一种纵然无奈也必须抵抗的东西。

挤兑施瓦辛格：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塞满胡桃的褐色避孕套。（克里夫-詹姆斯） 描述自己的处境：我开始踏上了步入我生命的落日的旅程。（里根） 挖苦萧伯纳：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而他的朋友没一个喜欢他。（王尔德）

陈丹青真他妈牛逼 查建英与陈丹青对话，谈八十年代。文中对八十年的的诸多文化现象、文化心态一一畅谈，语无禁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评论是关于《我爱我家》。其中最奇妙的一个比喻是“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这个妙喻可稍微动几个字，成为新歇后语。本访谈保留很多“现场感”，很多口语中的脏字均尽量保留。据我接近精确的统计，在这个两万字左右的双人对话中，陈丹青用到“他妈”一词8处，“牛逼”一词4处，“我操”一词3处，“傻逼”一词3处。这总计18处被保留的“粗口”使得这个对话极尽生动。最传神的一处“粗口”是写当年他出国，阿城送：“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他妈眼泪。”这里的这个粗，任何另外一个程度副词都难以取代。

本书作者梅-戈尔斯坦，著名人类学家，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九五九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一九六零年他以《西藏的僧兵（ldab-

总之，不要用你为我的作品而准备的砍头、断指、缩肺等招数来污辱我。我要我的头可以点头或摇头，我要我的手可以摇晃或握成拳，我要我的肺可以喊叫或低语。我不会任人掏空内脏，乖乖地站到架子上去，成为一本非书。……你们这些仲裁员，回到看台上去。裁判员，站到一边去。这是我的比赛。我投，我击，我接。我在打本垒。日落时，我或者赢或者输。日出时，我又站到场上，重新来过。没人可以帮助我，连你也不行。

在美国，向查号台询问完电话号码后，你可以选择多付点钱自动拨接这个号码。不过，如果你停下来思考该不该多付那点钱，或者你觉得刚好可以乘隙看一眼客厅电视里2006超女海选纽约赛区的当日赛况，你便必然忘记了刚刚问到的那个电话号码。美国电话公司工程部的那些家伙们对于自己的专业自然炉火纯青，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对人类记忆的“健忘”属性了如指掌。他们同时了如指掌的还有失神、空白、错认、暗示、偏颇、纠缠……而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记忆“七罪”。抽离用短信挣钱、用预存话费创造业绩之类鸡零狗碎的商业伎俩，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的记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记忆定义了我们自己是谁，描画着我们曾经经历的时间或事件，并为我们明天的种种作出预演。固然，只要记忆还在，就没人能夺走我们的存在，但事实上，记忆比我们的想像的更不可靠。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扭曲过去。有时候，记忆的错误很有趣，可有时候，记忆的错误却制造了弥天大谎。

在作者看来，那种动辄上千人的学术大会其实无异于一种集体郁闷的时刻。这种大会往好处说，是专家们聚到一起交流那些所谓客观的、被掌握的、有依有据的信息，往糟糕了说，则是一场展销会，所有人都在兜售自己的产品。

一九八八年是本书作者阅读生活的“透析年”，用口语说，就是换血。被用来换血的读物主要有《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后，自一九八九年始，作者的阅读开始了全新的独自漫游的充满惊奇与沉郁的那样一个历程。那漫游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没人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在换血后的作者眼中，不仅米沃什不再仅仅是一个景点，哈维尔也不再仅仅是一块儿我们可能在任何一家布店买到的天鹅绒。换血让作者的眼睛改变了，耳朵改变了。“当一只蝴蝶剧烈地对折它的翅膀，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她听见了。

用北京人的标准看，文字中的张爱玲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喜欢“贫”的人，一来“贫”算不上是个很正面的评价，一来人家张爱玲本身也不是北京人。但读本书中《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一文，我觉得上述判断可以修正。一是张爱玲其实挺贫的，一是喜欢耍贫嘴未必很负面。一个寡趣的人很难贫嘴，一个思绪僵硬的人也很难贫嘴。有些贫嘴很有趣，很好玩，很幽默。看两段张氏“贫嘴”：

笙歌的日子里总是些缱绻故事 偶尔的烦扰一直以为是最美丽的开始 给你的钥匙给你这爱的城池 深夜里惊醒发现已然是城已破碎爱已伤 低飞的石子学会在水面上行走

我含泪而笑 无望地等个没完 我绝望已极 才会越来越勇敢 我欢欣喜悦 却兴致杳然 我身材魁伟 却既无力又无权 我到处受到欢迎 又被每个人讨厌

清华园内有八座比较有名的斋子，其中明斋、新斋、善斋、静斋、平斋建于解放前；强斋、诚斋和立斋建于解放后。 最初建成的时候，这几座斋子并没有这么典雅的名字，和今天清华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等一样，都是叫做几院几院……一九三五年学校第九十六次议会决案中决定，四院改称明斋，五院改称善斋，六院改称新斋，七院改称平斋，女生宿舍改称静斋。

小宝原本是个讲段高手，可此文悠然讲古，文字调性、语速乃至颜色忽然处处弥漫着那么一股子“鉴宝”气息，有点不习惯。此小宝非彼小宝？ 说柏杨文字中用到“荷花大少”一词时，常错得离谱。“荷花大少”一词出自老上海风尘界，其本意并非“有钱有势的浮浪弟子”，而是“伪阔少”的代指。“伪阔少”的另外一个叫法是“空心大老倌”。

在电视镜头前，陈文茜思路开阔清晰，咄咄逼人，可在汉字里，却是另外的样子。凤凰卫视每周她主持“解码”，大多话题与政治相关。女人一谈政治，本身就有点让人皱眉。但得承认她比很多男人更适合谈政治。观点鲜明不说，思路的清晰开放就好多老男小男无法比。当然，也有代价——看见她，至少在她开始侃侃而谈前，我总要想起另外一个成功女人说的话：“我整天守着一大堆穿不完的衣服和干不完的工作，为什么？”……我的联想在陈文茜的文字中得到落实与呼应。“一大堆穿不完的衣服和干不完的工作”之类的细节被置换为陈氏细节：“中年女子的周末，多半看报打发，悄然困去，醒来只觉得人生色调有点灰蓝了，像电影散场独留坐位的观众。寂寞地过了一段时间，一看表，发现才过了半个时辰”……这段文字与李碧华说的一句话神似得紧，不同的只是李未及展开，忽然搁笔。在一个短文开头，李碧华说：“每个周末我都会疯狂看报，直到把自己读成‘黑手党’。”我发现在这两位都有着咄咄逼人一面的女强人身上，其实都有着被性别制约的脆弱一面。这发现当然不新鲜，新鲜的是她们所选择喻体的相似。在她们语境迥异的叙述中，居然都选择了报纸。而其实，今天的报纸就是一个世界。她们都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世界，但也缺少一个他者的喧闹喧嚣的世界，而这时，报纸五花八门的无聊刚好成为那个她们缺失的世界的明喻。当然，它也是暗喻。挑明它，陈文茜选择了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七巧——“多少日子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按捺得全身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而最终当小叔真的向她示爱时，七巧看见的，竟是爱情表白后面掩蔽不及的算计。陈文茜其实还是电视上那个通透的陈文茜。她的自省坦白得不能再坦白：如果仅仅是脆弱倒也未必不幸，关键在于很多“北大荒”在太脆弱的同时，又是七巧般地太精明。于是也就只好让自己的人生像叠影：“叠了一层女人的世故精干，又叠了一层女孩的无救痴情；叠了一道中年女人才练出的耐性，又叠了一道中年才发慌的寂寞……表面沉静，日历一页页撕去，心不免乱。”

红学新热，好像占红就红，没意见，反倒觉得好玩儿。更好玩儿的是媒体给不同的红热中的红著者贴不同红签。如“红学名宿”、“草根红学家”、“平民红学家”、“作家选手”、“业余选手”等多种。

第三章为“克隆技术概念的社会扩散”。用我的话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其实就是某概念被大众媒体歪曲并贱化的过程，很有意思。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媒体对于一个新概念的歪曲式传播并非故意，但常常它越是高度重视某概念，某概念被歪曲传播的几率也就越大。其歪曲的主要路径有：简单化处理；庸俗化宣传；片面化认识和虚幻化演绎。本书关键词“克隆”即遭受如此命运。据本书作者刘科先生分析，“克隆”一词至少被误解为诸如“模仿”、“抄袭”、“伪造”、“复制”、“假冒”、“仿制”、“重复”等繁多语意，而这种种与“克隆”一词原有的科学意义已然大相径庭。

朱大可将21世纪的日常生活美学归纳为三个词组，一曰“嗲”，一曰“嫩”，一曰“贱”。朱说：21世纪的日常审美是多元化的，但其最为通用的日常生活美学即上面所列“三字经”。而与之对应的世上行为即“犯贱”、“装嫩”和“发嗲”。它们以“犯贱”为核心，构成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三位一体”。

针对报端对“高龄嫖客”由来已久的报道热情，沈宏非沈老师自造一组词汇予以区分，计有“老嫖”、“壮嫖”、“中嫖”和“青嫖”。最初他只是发现媒体上的一则小小社会新闻，那嫖客在沈老师的词典应属“老嫖”无疑：九十四。后来，沈老师一时兴起，搜索了一下，发现媒体对“高龄嫖客”的报道兴趣由来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