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的一生》

收入四十四位重要学者的文字，均为“自我阐述”，连标题格式都统一为“我与×××”。感兴趣的是如下各篇：《我与中国民俗学》（钟敬文），《我和图书馆》（顾廷龙），《我与<说文>》（陆宗达），《我和文字改革》（周有光），《我和故宫》（单士元），《我和<文心雕龙>》（杨明照），《我和<诗词例话>》（周振甫），《我和<髹饰录解说>》（王世襄）……上述各位均为令人仰慕的老先生。不过，前面我用紫光输入法轻易敲出来的“仰慕”二字，其实轻飘飘。周振甫的文集堆放在老家书橱里，落满土，大概快十年了，至今未曾细读。真有如今万千粉丝对待偶像热烈之万一，那快十年又该如何解释？说“仰慕”，太矫情。

整本书中几乎所有文字都朴白自然，娓娓道来。“文革中我的肺病复发，且有空洞，发着烧来到咸宁干校。一天来到菜地，望着倒在地上的油菜花，作了一首小诗《畦边偶成》：‘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半硕子。”一九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出版了几本书，也算结了几颗子，但现在垂垂老矣，自叹目眊体衰，再难开花结子了。我不禁想，尊敬的各位，不知你现在认识到没有，在有人能写有益无害之书、做有益无害之事时，您高抬贵手，让他们去写去做，那该多好啊！您的功德，也就胜造七级浮屠了！”上面这段话是王世襄先生文章中的最后一段。太多意思藏在那似乎委曲求全的言辞后。“有益无害”四个字看似最低标准，可其实不。现在，有太多的书，利润而外，其实终于无益。

书中四十余位长者的每篇文字都单独设计出辑封，上面除作者题词外，还附作者近照一张。我反复翻看书中几乎每张“近照”，发现那种不苟言笑的表情十成占去九成。其中大概只有在第五百一十页上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先生在近照上灿烂地笑。这个无意中的发现，让我展开很多胡思乱想：不苟言笑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职业情境？我其实更愿意看见他们都能像赵教授那样灿然。而且更想，他们那一代学人确乎很少笑容。果真如此，其实本书无非“如实照搬”？

前面提及的《周振甫文集》最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该周公文集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那本《诗词例话》。该书初版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再版本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台湾曾大量盗印，并在美华人中流行。该书总印量至少已接近百万册，但因周先生写作该书时身为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编辑，《诗词例话》被当作职务作品，一分钱稿费也没得到。这样，中青斥资近百万出版周先生的文集，也算是一种补偿。而《诗词例话》其实并非所谓诗词常识读本，而是一本写作初学者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