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语言自传》=赵元任作品
集中收入的这则“自传”只有薄薄的一小叠,可很耐读。每次读,总能有新发现。书里关于语言学习细节有好多。其中一个说到赵夫。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是相识一年后成婚的。关于赵夫人,赵先生说:“我太太虽然是医生,但是能说好几种方言。我们结婚过后就定了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北话,后天说上海话等等。”
我感觉,这巧合也太巧了吧?恋爱、成家、搭帮过日子,谁会以是否可以“演说”多种方言为前提?当然,更高级的判断是,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作之合”。一个语言学家的太太轮番用湖北话、上海话、北京话与夫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委实羡煞人。在我的想象里,其间定有更多趣事在书之外,在文字记录之外。
说到北京土话,书中讲了个故事,是说好友、学者傅孟真。赵元任记得,此君虽为山东人,语言天赋极高。证据是,在北京念书没多久,已是一口即可乱真的北京话。可没过多久,赵元任发现傅孟真忽然不再说那口流利的北京话,而是改说山东家乡话了。
后来才知道,傅孟真考取北京大学念书,一家人也都跟着搬到北京来住。到北京后,傅家请的几个佣人都是北京人,家中难免整日一团团的京腔回荡。一日,傅孟真照旧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闻此,家里人笑话傅孟真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家里人这一笑,还真把傅孟真那口几可乱真的北京话笑回去了,把他本来“闪董料秤”的话又给笑回来了。
后来,傅孟真留学欧洲。一路西行,他携带在身的,不是北京话,而是他那一口“闪董料秤”话,根深蒂固。在这里,可见价值的厉害。它除了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乃至婚姻态度,还可影响某种方言的选择、学习乃至流行。当然,谁也没想到,这种老妈子语言后来成为国语培养基,成为一种主流语音的先声。
再一年,赵元任一家人一起外出游玩。他们从英国过海,自法国东北经比利时、荷兰,沿德国北区一直到丹麦,再过海,最终抵达瑞典。一路上,赵元任发现,法国人、比利时人跟他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话,与外人交流时,就用英语。到了德国,周遭朋友与赵先生交流,又开始说德语。而在丹麦和瑞典,朋友之间又开始尽量用英语交流。
赵元任说,这几乎就是其中各国人群与外宾交流时的惯例。当然,实情又不完全如此。赵元任说:“我留心旁听他们当中说话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东北就开始说一种日耳曼语系的Flemish语;在比利时境内当然是法文跟Flemish;在德国境内,他们对外国人虽然说通行的高原德文,但自己说的是洼地德文。”
就此,赵元任总结出的道理是,那次远足开车从法国、荷、比、德近海一带依次走过,其中的语言变化并非一个国境换一种语言。赵先生说,其微妙处,跟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口音演变非常像——它是一点一点地渐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骤变。语言学习的重要途径即此后成为一大学说的所谓“口舌法”看来并不深奥:它的意思无非是说,语义的深层含义你未必全懂,可只要细细聆听,细细揣摩,意思就会慢慢浮现出来。而所谓“口舌法”的简版亦可照直用那句老话说清楚: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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