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张健初作品
蒋碧微写过《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过《徐悲鸿的一生》。加上这本,徐悲鸿一生中的三位女性在文字中再度集合。当然,这本不是当事人自撰,是局外人“代笔”。
三位女性中唯独孙绝不写书,沉默至终。这沉默反倒惹人联想。三位之中,只有孙先是徐学生,后成为独立画家。书中收入孙多慈作品多幅,能看出其画风之变。孙的素描早期颇类其师,然后越来越不像……干净,结实,严谨。她画的父亲素描眼神坚毅夺人。
从本书中得知,除上述三位女性,徐悲鸿曾有过一次包办婚姻。那还是在1911年,徐悲鸿16岁。第二年,年仅17岁的徐悲鸿做了父亲。他为儿子取名“劫生”,含“遭劫而生”之意。
这个名字“表示出他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后改为‘吉生’,意思完全反过来。”1917年3月徐太在老家因病去世。第二年,他的第一个孩子——那个先叫“劫生”后改为“吉生”的儿子也因天花而早夭。
读到这儿,我一激灵,鸡皮疙瘩满地噼里啪啦落下。不止是为人性繁复幽暗,也为文字本身的神秘莫测。那最初不过青春义愤的“遭劫而生”之念虽只是文字,却好像也有生命,独自激荡、独自生长……究竟是人在支配它们,还是由它们设计、构架乃至操控人的命运?
1975年2月13日,患乳腺癌5年的孙多慈弥留之际,她的家人及闺中密友吴健雄都陪伴在她身边。孙多慈问日期,没力气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吴健雄告诉她,明天就是情人节了。
“孙多慈眨动了一下眼睛,之后她用她的手指,在吴健雄的掌心,费力地画动着。吴健雄并不知道她要表达的是什么,但她立刻猜出,孙多慈最后想说的,或者说,最后在她掌心留下的,是‘慈’和‘悲’两个字。”
今年大家忽然爱用“文笔”一词。凑热闹地说,本书文笔不错。尽管读到如上细节的部分我完全知道是在编剧,可我还是很享受如是猜想或虚拟。这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作者的闲意与温厚,同时,它也大致符合我对那种庸俗而温暖的爱情悲剧的狭隘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