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兵》（下）

在雷海宗眼中，文武兼备充满理想的兵年代惟春秋而已。那时，中国兵的构成基本为士，惟有有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在那样一种氛围里，“打仗”是贵族的职业，贵族男子以当兵为荣耀，而不当兵才是一种耻辱。遇有战事，国君亲自出战，整个社会弥漫着刚烈之气。雷说，你在整部《左传》里，看不见一个因胆怯而临阵逃脱的人。甚至连孔子也是“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而非只会之乎者也的酸腐文人。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不可辱”在当时不是寒酸文人的口头禅，而是事实……但这样一个文武兼备既热血喷张又申明大义的年代太短了，只维持了区区300来年。

在雷海宗眼中，从“君子”一词切入观察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的中国文化之无兵、中国之兵无文化的历史，可说是个绝佳视角。在封建时代，贵者称“士”，贱者称“庶”。那时的君子能触槐而死，也能赋诗作文，能驰骋疆场，也能巧言善辩。而不足300年后的战国之后，士族阶级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被抛弃，文武对立开始，文人（即游说之士）诞生。从历史的角度看，雷海宗对文人没什么好印象。这时的士君子多半已沦为伪君子。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每遇危难，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会顾影自怜叹息复叹息。此类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精神，他们擅长的，不过是虚伪之至的钩心斗角。

雷海宗死在1962年。此前数年，他在天津南开当选为右派。当选当天，他佝偻着腰进家门，第一句跟妻子说的话只有4个字：“对不起你。”“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系里叫他做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日渐虚弱”……读到书中所附雷妻的这些回忆时，我忽然觉得雷的逝也不全坏。他真活到今天，看无数“少男系女生”只会翻唱超女海豚外加哭哭啼啼、无数“少女系男生”只会加油歌唱超级表演才艺，照样也要泣血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