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礼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普遍认为一个文化饥渴的年代。遗憾的是，那个年代还没有书商。那个年代的读书情形张立宪先生在他的《记忆碎片》中有精彩描述。我看过很多人写那个买巴尔扎克还要起大早排长队的读书年代，但张老师写得是最动感情的。那是一个被称之为“文化共产主义”的年代。饥渴让那时的阅读的每个人都如猛虎扑食。而今天则已完全不同。去年新出的书有十八万种，我们每个人一大早起来就欠出版社五六百本书没看，没意思了。

很多人对索尔·贝娄的阅读，起点即《洪堡的礼物》。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但至今没搞懂它到底意味何在。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本类型，人物也是五花八门。很多年前，每当我读书读不下去、读不懂时，我就会有一种智力的恐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恐慌开始变得不那么要命。对我来说，读不懂一个伟大的作家的思想和故事其实无所谓。他的书也许不是给我这样的寡智的人读的。一个作者说：“在这本充满对人类命运和存在超载思考的严肃作品中，却有一句我们只能在人民公厕的墙壁上才能看到的妙语：诗人有一个大penis，这个句子像一把穿透这本书的匕首，在一个没有朋克的年代，使某些青年的脸上染上一些朋克的神情，但估计这部小说当时没有人逐字逐句真的看完过，他被理解还有待时日，也许是遥遥无期的。”这感慨让我想到另一个事实，即先知们无边无际的孤独。而“遥遥无期”的理解对他们而言其实无所谓。

索尔·贝娄喜欢讲笑话。他最喜欢讲的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个男高音歌唱家，每次演唱完毕，听众都要求他再唱一遍。随着他一遍遍地唱，观众也一遍遍要求他再重唱一遍。最后，歌唱家忍无可忍，说，你们要我唱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观众们说：唱到准了为止。索尔·贝娄说：你们知道吗？我就是这个歌唱家。这个不知是真是假的传说告诉我们，伟大的作家其实一直在寻找一只鸣响着64声和弦的手机。作家在电梯里，手机在书房里。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也许找得到，也许找不到。

索尔·贝娄还说过，其实，人的一生用十几个笑话就可以概括完毕。在索尔·贝娄辞世后，报纸上刊载的那有关他的作品在中国境遇的细节，也像笑话，但我想，它只是中国语境中的笑话而不能用来说明索尔·贝娄的一生。很多时候，他的作品是另外一个频道的故事，我们跟他不在一个频道：听见了好像没听见，看见了好像没看见。

索尔·贝娄封笔之作《拉维尔斯坦》2005年2月在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上架，已售出30本。去年上架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已售出44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索尔·贝娄全集》（14卷）开印3000套，据说还有一半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