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

袁熹著

这本书里的北京跟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的北京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在这本书里，北京，不对，严格地说是北平，躲在一堆堆一串串数字的后身，北平忽然就像一捧干花了。它的萎顿、枯燥和静默就在眼前，而它细若游丝芳香只好想象，想象——一种并非凭空的、有繁多阿拉伯数字支撑和垫底的想象……北平，永逝的北平慢慢动唤起来。

北平市民的经济私生活动唤起来。书中收有一首描述其时街头乞丐的民谣：“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对应这些描述，作者搜罗到上个世纪40年代的北京居民粮食配给数字统计。“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度。最低每人每月不过七八斤粮食，较之实际消费量不及四分之一，其不足须仰赖于市上粮贩之手。”

这个“七八斤粮食”的细节夯实了民谣里的每个名词、动词、形容词。从书中开列出的另一份有关1926年北平市民生活状况的表格里还可以看出，当时北平市民家庭被分为极贫户、次贫户、下户、中户和上户五类。其中下户所占比率约为47.34%，占五类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下户”家庭的收入仅能维持每日生活，每日仅进账约35~40个铜板，当天能吃饱，可食物品质简单寒碜。

北平市民的文化私生活动唤起来。据1921年《晨报》所刊北平吉祥茶园电影广告显示，其时，吉祥茶园电影票价是，正面包厢7座4元，5座3元，2座1元2角，侧面包厢每座5角，可眷属同座，正厅每座铜子60枚，普通座每位铜子30枚，三等座每位铜子20枚……其时，北平有电影院25座，总计1.5万个座席……在这里，每个座位都可能对应出一个画面——不是电影的画面，而是“看电影”的画面……那每一个座位都是一个想象的跳板，高低不论，总算可以跳起来，回到北平，俯瞰北平。

1922年北平《晨报》做过一个关于择偶标准的社会调查，接受调查的燕京大学的男生女生不约而同将“性情”列为择偶条件的之第一；1937年6月20日，北平举办了这个城市首届集体婚礼，婚礼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时的北平市长秦纯德任主持人，当天到场嘉宾是6位大学校长。

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北平贫苦妇人的标准装束是一袭长可及膝的蓝布大褂，这种装束衣料低廉，经济实用，人称“一裹穷”；当时，民间描述邮差，有民谣说：“远看是乞丐，近则为邮差；褴褛绿衣服，腰悬一信带”；形容送煤工的民谣则说：“远看似鬼，近观非人，全身乌黑，惟有牙白”；据北平崇文门关统计，1929年当年北平总计进口铅笔192708支，洋货文具估价总计285101.99元。

“用帕麦拉神庙的大理石碎片为自己盖成一间小屋的阿拉伯人要比所有伦敦、慕尼黑或巴黎的博物馆馆长更具哲人风范。”前面这句话是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说的。我理解，法朗士此语意在强调哪怕历史碎片对于后来者的重要与无可替代。既然“世界一舞台，男女皆演员”（莎士比亚），既然生活根本就是一大堆细致末节，那么，面对皮毛俱焚的现实难堪，哪怕一个演技派+实力派+偶像派演员，也会无比尴尬——他手里连一柄历史道具也没有，演技再好何用之有?

就在本月，国内某媒体发起“疑似彭加木干尸求证”活动。我注意到，这个活动对细节的高度重视。确认方位、干尸死状、干尸死亡时间之外，佩戴在干尸左手手腕约两厘米处停摆在7：50分的那枚上海牌手表，成为认证过程中的重要依据……联想到本书，那些枯燥数字的意义忽然浮现而出。北京俗语里有个词儿叫“哑默嘚儿”（yàmoder），意为悄悄的，现在很少有用了。本书的意义或许即在于让一位干尸的北平终于发出些许声音，哪怕依旧模糊，依旧沙哑，可终于不再哑默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