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拜，对不起

一年下来，旧书下架虽未间断，可进度迟缓，收效不彰。狗年元宵节刚过，年前恁多被奋力“藏”起来的书，又都回来了——那本林青霞的《窗里窗外》，怕已是第N次返回书架了，一次意外，它曾落水被淹，晾了好久，身形还是完全走样，鼓鼓囊囊，短短胖胖，相比原貌至少增肥了20%……可我还是舍不得。我觉得，挤挤挨挨一大架子书，怎么也得有位女神坐镇啊。

显然，这执念，也就是在为下架书找不下架的理由：虽然作者、版别、文笔、流派、封面设色之类均可成为下架、出让、捐赠、转送、变卖乃至遗弃的理由或理由的一部分，可一旦面对时间，它们瞬间不成立——当“江雁容”“沈韶华”已衍化为青春记忆里琐屑温存的细节，物理割舍便成为记忆截肢：是一跳一跳的顿痛，有一惊一乍的犹疑，而这对一个即将解甲归田的阅读热爱者而言，也极易隐喻出无限廉价的浓郁伤感：作为一本轻薄的平装书，你也已启动下架。

堆得满坑满谷的茶几右侧靠东窗那角，被媳妇称之为“犹豫区”，她的意思是，下架过程中，尤其是在奔赴转转、多抓鱼、孔夫子旧书网之前，再给福楼拜、扬•马特尔他们留出个延时的“死缓”，而这也是下架之事推进缓慢的又一原因：当果真要把《庸见词典》《葡萄牙的高山》们装入纸箱、顺丰送出，那种此生永别的恐惧瞬间涌来——托马斯，对不起，虽然在“葡萄牙”里你一直坚持倒行，可我知道，你其实就是一位青年版的“Pi”；福楼拜，对不起，你的“庸见”确曾赠予我无穷启迪——你说的没错儿，“怀疑，比否定更坏。”

时至今日才真正看清，原来，这排长6.25米、高2.75米的书架早在十年前已度过它的曼妙时光——那时，查良镛先生的《金庸散文集》与查良铮先生的《穆旦译文集》左邻右舍，比肩而立；那时，《山河岁月》《闲愁万种》《无所归止》跟《倾城之恋》《红楼梦魇》《赤地之恋》隔架而立，形同路人；那时，《宋诗选注》挨着《杨绛文集》，《槐聚诗存》倚着《干校六记》，而只需抬抬腿儿，厄普代克的“兔子”们就能撞见《东村寡妇》……

这番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的矫情如今早已灰飞烟灭，不仅查氏兄弟已然天各一方，横插竖挤的搪塞中，《今生今世》也已乱成《第一炉香》的近邻……“金庸散文”是摆丢了还是借丢了？在“犹豫区”发呆，随手摩挲“穆旦译文”，也才发现，几成惯性的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让人远离了金庸，陌生了穆旦，我的阅读实况已跟穆旦在欧根•奥涅金首章题记里说的一模一样：“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

此生慌张。相比“匆忙”，它是更内化的羸弱，它比占有欲、控制欲更隐蔽，也比囤积欲、松鼠症更疯狂。那年暑假过后，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满头白发回到学校——他念念在兹的担忧是，说不好哪一天，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外婆会被自己拣拾回家、码得像座小山的那堆柴禾一把火烧死……我这一屋子的简装精装也就是一座小山似的废柴吧？我这一肚子的优柔寡断也就是我开蒙之上睿智未满的铁证吧？

就算被讥讽为一个懦弱的老油条，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也无可替代，相比而言，以家人讲述为主的那本《盒式相机》其实大可出让给更专门的研究者，循此，已有3个版本的惠特曼、已有5个版本的塞林格也该让渡给又一茬的文青……最终，会被留在书架上的，是赵萝蕤译本的《草叶集》和封面选用马卡龙色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我脑洞横开的乱想里，90后的霍尔顿依旧愤怒，可他们的忧心忡忡敞亮明媚，还披着件浮夸的风衣。

转眼就是猪年了，新的一年，下架之事仍将继续，犹豫、迟缓乃至斤斤计较也仍将继续纠扯、纠结、纠缠，“拜拜”两个字果然很难说得既轻松，又俏皮，可又不能不说，总会有一天，永在的时间和天地要收回它们恩赐的相遇。此生也短，还是别只把“朱利安•巴恩斯作品集”当虚荣滤镜用吧，还是别只把“藤泽周平作品集”当纸家具摆吧——弗雷德里克•鲁维洛瓦在《伪雅史》里说的没错儿：附庸风雅确是一个“不易让人脸红的缺陷”，确是“一种令人惬意的缺点”，可恓惶人世走一遭，拜拜时仅止步于附庸，有点儿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