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往事

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听杨绛谈往事》= 吴学昭作品

这本书我从后往前看，直到将这位97岁的老人看成豆蔻年华的“北京女孩”，全无怪异感。只是觉得，从后向前看也就罢了，错不该连续两个晚上都选择睡前读。暖气早就来了。可读诸如“剩了一个我”之类的章节，还是心里发凉。尤其是看到老人只身孤影一个辗转于闺女丈夫两下里强颜欢笑瞒病情熬岁月之类晚景，画面忽就全是黑白的了。如碎银子般的掌故散漫而全无章法地密布于灰蒙蒙的字里行间。及至向友人转述其间细节，竟不成句。这才发觉，悲凉常如一团厚重的积雨云，不能文摘，更无法转述为一个简单妙语。反是书中副线之一费孝通早年追爱杨绛的细节那几天我逢人必说。原来，可能转述或快递的永远只是青春、爱情或快乐，而悲情之哀凄凉之苦只能杨绛老人独自饮泣。

与去情景化、去过程化的所谓“化约主义”相反，传记作者在处理经验材料时通常需重新情景化，过程化。从这个角度看，本书首章以“北京女孩”起始，端起来的架势并无差池。而若以章节名看，这个架势自1至9为止，也算贯穿始终。在章节标题1至9中出现的启明、振华、东吴、清华、牛津、巴黎之类，清晰地标明了传主的生平地标，用的是同一种颜色。而自10节起至终篇，则开始随意多变。如“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妻子-情人-朋友”、“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近似，属评价；而“我是一个零”、“我仍是一个零”、“剩了一个我”、“逃——逃——逃”则换成了传主独白。单一单元看似逻辑恰切的命名合在一起，浮现而出的，竟是某种不易察觉的迟疑乃至某种不宜直说的妥协。

同此，人称选择的过度随意以及由此连带而及的叙事样貌的混搭也就成为本书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当往事中人分别被称之为“北京女孩”、杨绛、“杨绛先生”、“杨先生”、“阿季”、“东吴高材生”、“圆圆”、“钱媛”、“钱老师”、“钱锺书”、“锺书”、“钱先生”、“默存”后，传中人物在时间长轴上的颠簸沉浮自是隐含其中，可这些对阅读本身而言，也就约等于骑上旋转木马。轴心当然仍为杨绛无疑，可不断变化的角度、场景，加之随意更迭的语调、腔调乃至各类不同转述文本的混搭，都使得不断调焦成为阅读本书的首要动作……其实，是可以通篇实录的。其实，是可以直接实况录音的。

面对如此随意，解释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假使允许从诸多选项里挑选一种，一厢情愿，我愿将这般“随意”解释为一种习惯性躲闪，一种或许完全出自无意识的策略性规避。倨傲和惊惧混合在这个看似气定神闲实则躲躲闪闪的随意眼神之中。它不完全就是斯德哥尔摩症，也不完全就是驼鸟谋略，而更有可能是一种源自40余年前文革阴霾的延时化学反应？我是这么猜的。一次，和朋友王曦谈起名士风种种，其中之一可名之为“特立独行”。对本书作者而言，传递、转述这种“特”或“独”想来殊为不易。更何况传主有言在先：“征得我同意的传记只此一篇”。是，这都是我猜的。

如是，本书阅读实况与其说是一种非虚构不如说是一种再现性的非虚构，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传记之外少许文学。老早就已大致知晓所谓“传记文学”的不堪。可直到长成一把年纪，我才渐渐懂得不堪之外，传记且文学，常还有不得已的委曲与狡黠。好多话是非要文学一下方才方便表述的。至于能否听出弦外之音字外之意，讲古者乃至传主已是阿庆嫂，读者是不是能刁德一就说不好了。套用英国哲学家阿特金森对“历史Ⅰ、历史Ⅱ”概念的定义，本书委委婉婉呈现出来的既有“往事Ⅰ”，也有“往事Ⅱ”，有时，它其实是一组关于往事的理解性复述。而如是复述中直白与委曲并置的奇异文本样貌或许非要到很多年后才更方便脱口而出。

是，那几天，书中副线之一费孝通费老早年追爱杨绛的细节我逢人就说。1932年，“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如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P73）1998年，“钱先生去世，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P74）这两句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杨绛语文意味驳杂委曲多趣外，让我想到的，是杨绛老人常被援引、出自《丙午丁未年纪事》的那句隽语：“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是，这美好的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