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03)

小说女主角三丫死后,王家庄的情形很奇异,简单说,四个字:“喜气洋洋”。不过,如前所述,那种只会使用竹筒子倒豆子直来直去式语言的作家,其实更适合呆在人事处为下属撰写年度操行评语。而毕不仅没有轻易放过“喜气洋洋”,而且狠狠地将它毫不留情地撕开,扯断——他精心策划、精心施工,以重彩浓墨细细铺排,细细勾勒,将那既细若游丝又波澜壮阔的“喜”们一笔一划绣出来,针脚那叫一个细,那叫一个密:“出殡的时辰是在下午,大伙挺悲痛的,一起围着三丫的尸体,念叨她的好。谁能想得到王家庄热闹起来了呢。三丫的尸体还没有入殓,王家庄的鸡、鸭、鹅、狗、猫、猪、马、骡、牛、羊、兔、驴、鼠一下子出动了……大清早最早撒欢的是那些母鸡们,它们并没有下蛋,可它们像生了龙凤胎的女人,大呼小叫的,撒娇了。而那些公鸡们就更是可笑了,它们平白无故地拿自己当成了雄鹰,企图在蓝天与白云之间展翅翱翔。它们蠢笨的翅膀无比地卖力,想飞又飞不高,就从地面跳到围墙上去,再从围墙跳到树梢上去。它们在树颠上,像巨大而陌生的鸟”……就这样,天灾人祸被奇巧地纠结到了一起,加上此前一章里三丫奇异的死,《平原》十二、十三两章堪称整本小说文学语言里最有神采的部分。它一句压一句,一句压一句,句句清澈,可又飞着,跑着,呼啸着,暴土扬尘。其中混合着繁复杂乱的心情,交织着两极蒙太奇般飞驰变幻的场景,裹挟了有名无名形形色色的人,动物,怪异的天,苍莽的地……而这时,毕甚至不允许风云雷电之类像糟糕的电影特效那样适时出现,借以烘托效果。他觉得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语言。终于,一锅粘稠的大喜狂悲被他用语言烧热了,搅乱了,掀翻了……而此时,作者调度语言的难度、强度已远远超过张艺谋在电影《英雄》片尾时调度千军万马万箭齐发——他现场调度再糟糕,再次增加耗片比也就是了。实在不成,数码特技终归可以救场。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则只能孤军奋战,除语言而外,他无凭借,无倚仗。而一旦语言方阵哪怕一个小角落乱了营,千军万马万马千军也就跟着瞎了。如此语言死结、言词乱仗的险境却尤其被那些著名作家忽略不察。最近几个月,我常听人说,某某作家十年一剑,愣是把个好故事写砸了。还有人说,中国作家如今模仿力有余,想象力瘫痪,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故事也编不出。可在我看来,问题并非所谓编故事的技巧,而是语言——那些写惯了电视脚本乃至于并未写惯但正频频向其暗送秋波的手或许还算会编故事,可那些被“镜头语言”施暴后的、被用来描述小说故事的语言,其实早已远离文学。三丫死后,男主角端方很闹了阵魔怔。他不哭不闹,不满地打滚,也没寻死觅活抹脖子上吊,而只是逢人便问同一句话:“三丫长什么样?”这话改吧改吧,以文字为生者也可以拿来自问:好的中文长什么样?好的文学语言长什么样?

《平原》(02)

所以,我的想法是,专门要说绕脖子话,是文学语言的基本要素。有人说,天下人都是他的敌人。同样的意思,跑到在民间文学里,就绕了——说“朋友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而这一绕,就绕出了奇异的丰润与斑斓。看来,我理解的所谓文学语言第一要素还需在已有的定语上再加个定语,合起来就是:漂亮地说绕脖子话。在《平原》中,如此“漂亮地说绕脖子的话”比比皆是。第十一章,故事进展至三丫娘决意火速嫁掉三丫:啥也不挑啦,也来不及海选啦,也不搞啥子P啦K啦,是个公的就行啦……最终,被火速确认为毛脚女婿的是中堡镇上的房成富:是个鳏夫,皮匠,瘸子。瘸子就瘸子呗,皮匠就皮匠呗,可毕在这个已然直接了当的交代后,又用精简的十四个字漂亮地绕了一下:“俗话说得好,‘十个皮匠五个瘸,还有五个拄着拐。’”这则俗语的引证效果与前述“敌人说”所制造的奇异异曲同工。再换个比喻说,在言情小说里,在情节的铺陈与推进中,最重要的不是谁爱了谁,谁睡了谁,而是谁“怎样”爱上了谁乃至于谁“怎样”睡了谁。前句中的两个“怎样”落实到语言上,远比“怎样”二字的写法艰难的多,因而它也是考验一个作家会不会说绕脖子话的一道必答题。而说到作品言与作家的关系,我的意见是,作家当然是导演,语言当然是演员。不过,正如优秀的陈凯歌冯小刚张艺谋们在其繁星般的优秀之外,也自有太空垃圾般的毛病与死穴一样。那些在文学语言不合格的作家在调遣语言的男一号女一号匪兵甲群众乙时,常忘乎所以身不由己。当年人艺老演员胡宗温彩排《雷雨》“四凤认亲”一场。由于胡高度投入,在演至剧情高潮时,胡涕泗滂沱长达十余分钟,致使全台演出中断……来自胡回忆中的这个细节证明,当时还很年轻的她尚难于理解对于“四凤”这个角色而言,她本人既是导演,也是演员。换句话说,不全额投入,演不好四凤,可假使对于“投入”全无控制,四凤这个角色也很容易被激情之火完整焚烧。那些在文学语言上不及格的小说“导演”所犯的错误,与胡当年的失控地投入如出一辙,甚至更加不可救药。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小说逼似自传而完全不像小说的原因之一吧?《平原》第九章收笔处,毕顺手写到一个苏北民俗细节,说嫁姑娘时,通常有个娘舅“捏锁”的环节。所谓“捏锁”,就是新嫁娘离开娘家的最后关头,嫁妆箱子上要挂把锁。锁是开着的,专等新郎官所有的关节都打通,“娘舅”站出来,把锁“捏”上——而也只有这个动作完成后,新娘子才是你的……毕顺手写到的这个细节放在作家语言与作品语言的关系上,也足以被我歪曲为另外一个比喻:合格的文学语言是被“捏”上的锁。反之,就算婚礼上交杯酒、推杯酒晕天黑地、锣鼓点、鞭炮点响遏行云,可那新娘子终于没有属于你。

《平原》(01)

哪怕原本不过一件最最直接了当的事儿,一旦当它进入小说,就不应该再被直接了当地写出来。反过来说,将一件事情直接了当说出来的不是文学,是新闻或八卦新闻。有人告诉你说:“王菲怀了,确实怀了。”请注意,说这话的那家伙肯定是个记者。他的曝的料,肯定是新闻,并一定与“作家”或“文学”无关,更与上好的语言无关。从这个角度看,毕飞宇的小说《平原》是个好东西。今天晚饭时我喝了点干红。为避酒后失言,保守地说,长篇小说《平原》至少是一部离文学最近的小说,从语言的角度看更是如此。简单说,当一个作家能用作品题裁所限定的那种足以诱导想象与期待的语言神采飞扬将诸如“三丫爱上了端方”之类原本直接了当的“事件”缠绕成一团肝胆毕现情状繁复的毛线时,那种迷人的文学也便非它莫属。这话用毕飞语书中人物的话说就是:“瞎子磨刀,快看见亮了!”本书第六章写端方娘沈翠珍找三丫娘孔素贞“委婉拒亲”,整个一章约摸8000个汉字,可其中“珍”与“贞”的直接对话寥寥无几。毕腾出大量笔墨记叙与展示的,是“珍”与“贞”俩农妇间心气儿与心气儿的对峙,乃至远比斡旋、挑衅或叫劲更难描述的那样一种心绪抗拒与较量,精彩之至。其中尤其沈翠珍从“怒言相向”向“心知肚明你知我知”过度一节,尤其传神。其中毕甚至涉笔至两个农妇间含混的怜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自怜与无助。而伴随如此的,是生动硬朗谐趣飞扬土趣盎然的言词。“沈翠珍和孔素贞平日里的交道并不多,但孔素贞这个女人沈翠珍还是知道的,说话办事向来都讲究板眼,又识字,是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虽说成分不好,村子里的人对她还是敬重的。沈翠珍对她当然也就要高看三分。亲家可以不做,但屁只能放在自家裤裆里,不能喷到人家脸上去。”这归结式的一个“屁”喻,活现出个怒火中烧但并未疯狂至丧失底线的那样一个农妇入木三分的善良与狡黠。而如此简约的繁复、精到的盘错毕只用一“屁”喻就全有了。好抢眼的一个“屁”。

《水乳大地》

第三十二节的名字叫“昂贵的烦恼”。“沙利士神父不得不承认西藏的太阳确实与欧洲的太阳不一样……”可是,为什么要一样呢?

《疯癫与文明》

本书是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关于本书,罗兰-巴特说:“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晰与质疑。”当我将“博士论文”+“成名作”+“清洗”+“质疑”这些字词连缀到一起,忽然想起我们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的诸多学术丑闻,学术绯闻,学术奇闻,而剩下的,也只有对如是丑、绯、奇闻的质疑。

《奥威尔传》

书后附表四是“奥威尔病史”,从1905年2月,至1950年1月20日。从这个“不完全记录”中可以看见,奥威尔一生被肺病纠缠不休。国内的传记通常不附这类零碎,但其实,这类“零碎”非常重要。前数日,读作者余杰写的一篇论文,题目为《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副标题叫“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鲁迅或加缪都是肺病患者。余杰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肺病患者这一特殊身份的作家数不胜数,如拜伦,济慈,史蒂文森,福楼拜,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等,就都是肺病患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之外,巴金、郁达夫、柔石、萧红、曹禺等,也都得过肺病。这样看,这些名人的传记后面,都欠缺一张“病史明细表”。

《虚土》

我从来没听过黑人灵歌,也不懂。可读本书第一段,我脑子里忽然就蹦出这个词儿,为什么?“我居住的村庄,一片土梁上凌乱的房屋,所有窗户向南,烟囱口朝天。麦子熟了头向西,葵花老了头朝东,人死了埋在南梁,脚朝北,远远伸向自家的房门,伸到烧热的火炕上,伸进家人焐热的被窝。”这就是这个长篇小说的第一段,作者是刘亮程。“被窝”那句让我的心软成驴打滚儿。陌生的“灵歌”一词伴随蹦蹦跳跳。怎么啦?

看来,王菲真的怀孕了

11月8号,我从兜子里掏出新京报,顺手扔在我家墙角右侧的小板凳上,忘了看。也就不看了。 11月10号,黄佑想坐在小板凳旁边的另外一只小板凳上洗脚,顺手翻读11月8号。翻了半天,忽然大声念出娱乐版一则标题:“李亚鹏证实王菲已怀孕”;11月11号,我媳妇坐在小板凳旁边的另外一只小板凳上剪报,顺手翻读11月8号。翻了半天,忽然大声念出娱乐版一则标题:“李亚鹏证实王菲已怀孕”;11月12号,黄佐思坐在小板凳旁边的另外一只小板凳上洗脚,顺手翻读11月8号。翻了半天,忽然大声念出娱乐版一则标题:“李亚鹏证实王菲已怀孕”。

《木头公仔》

李敬泽的序言主题两个字:挥霍。说全了,标题是:看吧,她是怎样地挥霍才华。挥霍原本就不是个褒义词,可我相信李的序言的意思既非贬义,也非褒义,而是陈述一种现实存在。“她很像一个孤儿——在这本小说里她至少是半个孤儿,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而母亲责被爱恨交织地谈论,实际上,早在吴虹飞之前,那些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笔下,这个事实就十分触目:父亲普遍缺席,这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上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之残缺的惊人的集体例证——这个孤儿惊恐、快乐、机灵、赖皮,她的背囊里有成吨的火柴,点燃,然后熄灭。”在整个序言中,李的这段话最醒目。他的“孤儿说”是可以放大的。唱歌的王菲也是孤儿。演戏又导戏的徐静蕾也是孤儿。未来的娱乐脱口秀主持人郭敬明也是孤儿。写小说的安妮宝贝也是孤儿。吴虹飞自然更是。在本书所收小说《纵是花样年华》一篇里,有个小对话:“我在纸上写道:我有父亲吗?母亲点头。我又写:他在哪里。母亲摇头。我写: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和思想一样美丽”(P115-116)除此而外,“孤儿论”的适用范围甚至包括学术界里那些行为古怪反常的海龟或非海龟。大家的父亲去哪里了?那天早上,斯蒂芬金的父亲说去街口买烟,自此一去不回,永远蒸发。我们的父亲也去买烟了吗?他为什么去?又为什么一去永不再回?

《藏獒》

尤其在近五年间,历经小猪麦兜、小狗可鲁,动物小说到了《狼图腾》终于荣获诸多商业殊荣。陷入这一语境,犹如陷入哈利-波特语境,即所有后来者,如今秋隆重面世的长篇小说《藏獒》乃至正在写作中的动物小说,其实有意无意之间都是在与《狼图腾》PK。如此语境其实更像泥淖:作者、出版者乃至读者所承受的压力一样巨大。前两者的压力不难理解,而此刻作为“观众”的读者其压力在于,这时的阅读已成为类似于观赏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且志在必得的那种杂技表演——读者对于故事乃至语言的关注一变而为一种对于某个高难度模仿动作的关心。他们甚至手心出汗,双腿冰凉,时刻担心那位行走在万丈悬崖之上、保险绳未必系紧的表演者究竟会不会掉下来。

《深夜小狗神秘习题》

生气和困惑时会大声尖叫 这本小说获过很多奖,还在去年圣诞节期间的排行榜上打败哈5,成为第一。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就算前面两项都是虚构,都不曾发生,这本小说依旧是好小说。当天下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必须以哈为参照的时候,哈其实已成为一种暴力,一种时尚恐怖主义,一种纵然无奈也必须抵抗的东西。

《臧否人物:牛津引语实录词典》

挤兑施瓦辛格: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塞满胡桃的褐色避孕套。(克里夫-詹姆斯) 描述自己的处境:我开始踏上了步入我生命的落日的旅程。(里根) 挖苦萧伯纳: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而他的朋友没一个喜欢他。(王尔德)

《八十年代》

陈丹青真他妈牛逼 查建英与陈丹青对话,谈八十年代。文中对八十年的的诸多文化现象、文化心态一一畅谈,语无禁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评论是关于《我爱我家》。其中最奇妙的一个比喻是“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这个妙喻可稍微动几个字,成为新歇后语。本访谈保留很多“现场感”,很多口语中的脏字均尽量保留。据我接近精确的统计,在这个两万字左右的双人对话中,陈丹青用到“他妈”一词8处,“牛逼”一词4处,“我操”一词3处,“傻逼”一词3处。这总计18处被保留的“粗口”使得这个对话极尽生动。最传神的一处“粗口”是写当年他出国,阿城送:“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他妈眼泪。”这里的这个粗,任何另外一个程度副词都难以取代。

《喇嘛王国的覆灭》

本书作者梅-戈尔斯坦,著名人类学家,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九五九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一九六零年他以《西藏的僧兵(ldab-

谁说没电?

比较而言,黄佐思先生更像浴室歌手,每日沐浴,他大都不忘引吭高歌,昨日亦如是。我不烦他歌唱,我担心的是时间。昨天沐浴时,已是晚间十时三十分,若继续一边沐浴一边引吭高歌,势必侵占睡眠时间。不得已,我在浴室外大吼:“别唱了,再唱没电了!”吼了三至五遍后,黄佐思忽就停止“引吭”,拉开门,水气蒸腾地甩出一句话:“谁说没电?还有仨格儿呢!”

《华氏四五一》

总之,不要用你为我的作品而准备的砍头、断指、缩肺等招数来污辱我。我要我的头可以点头或摇头,我要我的手可以摇晃或握成拳,我要我的肺可以喊叫或低语。我不会任人掏空内脏,乖乖地站到架子上去,成为一本非书。……你们这些仲裁员,回到看台上去。裁判员,站到一边去。这是我的比赛。我投,我击,我接。我在打本垒。日落时,我或者赢或者输。日出时,我又站到场上,重新来过。没人可以帮助我,连你也不行。

《记忆七罪》

在美国,向查号台询问完电话号码后,你可以选择多付点钱自动拨接这个号码。不过,如果你停下来思考该不该多付那点钱,或者你觉得刚好可以乘隙看一眼客厅电视里2006超女海选纽约赛区的当日赛况,你便必然忘记了刚刚问到的那个电话号码。美国电话公司工程部的那些家伙们对于自己的专业自然炉火纯青,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对人类记忆的“健忘”属性了如指掌。他们同时了如指掌的还有失神、空白、错认、暗示、偏颇、纠缠……而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记忆“七罪”。抽离用短信挣钱、用预存话费创造业绩之类鸡零狗碎的商业伎俩,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的记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记忆定义了我们自己是谁,描画着我们曾经经历的时间或事件,并为我们明天的种种作出预演。固然,只要记忆还在,就没人能夺走我们的存在,但事实上,记忆比我们的想像的更不可靠。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扭曲过去。有时候,记忆的错误很有趣,可有时候,记忆的错误却制造了弥天大谎。

《窗》

在作者看来,那种动辄上千人的学术大会其实无异于一种集体郁闷的时刻。这种大会往好处说,是专家们聚到一起交流那些所谓客观的、被掌握的、有依有据的信息,往糟糕了说,则是一场展销会,所有人都在兜售自己的产品。

《正义之前》

一九八八年是本书作者阅读生活的“透析年”,用口语说,就是换血。被用来换血的读物主要有《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后,自一九八九年始,作者的阅读开始了全新的独自漫游的充满惊奇与沉郁的那样一个历程。那漫游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没人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在换血后的作者眼中,不仅米沃什不再仅仅是一个景点,哈维尔也不再仅仅是一块儿我们可能在任何一家布店买到的天鹅绒。换血让作者的眼睛改变了,耳朵改变了。“当一只蝴蝶剧烈地对折它的翅膀,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她听见了。

时差

直到回到北京,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在伊斯兰堡的机场巴士上遇见三表,在莫斯科的行李处遇见晓强,在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遇见老六,在温哥华的城铁车站遇见胡赳赳。我很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