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菜

从A地抵达B地,飞机落地后的第一顿中餐无论四菜一汤,还是五菜一汤,有两道通常必有无疑:一是麻婆豆付,一是素炒白菜。此两种随即被我命名为"落地菜"。

牧师

来法兰克福前,,二豆横着蹦出一句话:哎,你给我买本德文书回来啊!他说话那口气像ceo,我像ceo肋理。我问:要哪种类形的?他说随便,叫你买你就买!德语就成。

《沉香》

用北京人的标准看,文字中的张爱玲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喜欢“贫”的人,一来“贫”算不上是个很正面的评价,一来人家张爱玲本身也不是北京人。但读本书中《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一文,我觉得上述判断可以修正。一是张爱玲其实挺贫的,一是喜欢耍贫嘴未必很负面。一个寡趣的人很难贫嘴,一个思绪僵硬的人也很难贫嘴。有些贫嘴很有趣,很好玩,很幽默。看两段张氏“贫嘴”:

《卡门》

笙歌的日子里总是些缱绻故事 偶尔的烦扰一直以为是最美丽的开始 给你的钥匙给你这爱的城池 深夜里惊醒发现已然是城已破碎爱已伤 低飞的石子学会在水面上行走

《清华八斋》

清华园内有八座比较有名的斋子,其中明斋、新斋、善斋、静斋、平斋建于解放前;强斋、诚斋和立斋建于解放后。 最初建成的时候,这几座斋子并没有这么典雅的名字,和今天清华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等一样,都是叫做几院几院……一九三五年学校第九十六次议会决案中决定,四院改称明斋,五院改称善斋,六院改称新斋,七院改称平斋,女生宿舍改称静斋。

《荷花大少》

小宝原本是个讲段高手,可此文悠然讲古,文字调性、语速乃至颜色忽然处处弥漫着那么一股子“鉴宝”气息,有点不习惯。此小宝非彼小宝? 说柏杨文字中用到“荷花大少”一词时,常错得离谱。“荷花大少”一词出自老上海风尘界,其本意并非“有钱有势的浮浪弟子”,而是“伪阔少”的代指。“伪阔少”的另外一个叫法是“空心大老倌”。

宏愿

我家人口众多,幅员不辽阔。建筑面积、实用面积、公摊面积不说了,臊得慌。可说的是全家仅一厨一卫。一厨倒也罢了,都上班上学,厨房的逼仄并不显山显水,一卫的紧张却是如影随形。某日我如厕看闲书忘记时间,佐思在外大呼小叫。憋急了,忽然振臂高呼:“我长大了要不修它一大遛公厕才怪!!”事毕,我狂夸佐思人小志大,可媳妇说,这宏愿有点不靠谱吧?修一大遛公厕跟我家一卫窘迫有啥关系?那是做义工,不解决问题啊。

《女人夕阳情》

在电视镜头前,陈文茜思路开阔清晰,咄咄逼人,可在汉字里,却是另外的样子。凤凰卫视每周她主持“解码”,大多话题与政治相关。女人一谈政治,本身就有点让人皱眉。但得承认她比很多男人更适合谈政治。观点鲜明不说,思路的清晰开放就好多老男小男无法比。当然,也有代价——看见她,至少在她开始侃侃而谈前,我总要想起另外一个成功女人说的话:“我整天守着一大堆穿不完的衣服和干不完的工作,为什么?”……我的联想在陈文茜的文字中得到落实与呼应。“一大堆穿不完的衣服和干不完的工作”之类的细节被置换为陈氏细节:“中年女子的周末,多半看报打发,悄然困去,醒来只觉得人生色调有点灰蓝了,像电影散场独留坐位的观众。寂寞地过了一段时间,一看表,发现才过了半个时辰”……这段文字与李碧华说的一句话神似得紧,不同的只是李未及展开,忽然搁笔。在一个短文开头,李碧华说:“每个周末我都会疯狂看报,直到把自己读成‘黑手党’。”我发现在这两位都有着咄咄逼人一面的女强人身上,其实都有着被性别制约的脆弱一面。这发现当然不新鲜,新鲜的是她们所选择喻体的相似。在她们语境迥异的叙述中,居然都选择了报纸。而其实,今天的报纸就是一个世界。她们都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世界,但也缺少一个他者的喧闹喧嚣的世界,而这时,报纸五花八门的无聊刚好成为那个她们缺失的世界的明喻。当然,它也是暗喻。挑明它,陈文茜选择了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七巧——“多少日子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按捺得全身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而最终当小叔真的向她示爱时,七巧看见的,竟是爱情表白后面掩蔽不及的算计。陈文茜其实还是电视上那个通透的陈文茜。她的自省坦白得不能再坦白:如果仅仅是脆弱倒也未必不幸,关键在于很多“北大荒”在太脆弱的同时,又是七巧般地太精明。于是也就只好让自己的人生像叠影:“叠了一层女人的世故精干,又叠了一层女孩的无救痴情;叠了一道中年女人才练出的耐性,又叠了一道中年才发慌的寂寞……表面沉静,日历一页页撕去,心不免乱。”

双“项”拥堵

昨晚佐思左侧鼻孔出血,我赶紧用一张面巾纸帮助止血。我细心地将一张面巾纸撕下五分之一,将毛茬儿的部分折在里侧,不松不紧地卷好,递上。佐思接过,惊呼,啊,你好强!这个纸团都叠得这么精致。佑想闻之,忽觉吃亏,大呼: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于是,我如法炮制,将余下的面巾纸撕下,对折,卷成不紧不松递上,佑想马上将自己干干净净并未出血的右侧鼻孔堵上。这一堵,构成本家独特的双“项”拥堵现象,但其实,一个真,一个起哄而已。我预备拍照,他们不许。特记录在此备案。

《红楼十二层》

红学新热,好像占红就红,没意见,反倒觉得好玩儿。更好玩儿的是媒体给不同的红热中的红著者贴不同红签。如“红学名宿”、“草根红学家”、“平民红学家”、“作家选手”、“业余选手”等多种。

《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

第三章为“克隆技术概念的社会扩散”。用我的话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其实就是某概念被大众媒体歪曲并贱化的过程,很有意思。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媒体对于一个新概念的歪曲式传播并非故意,但常常它越是高度重视某概念,某概念被歪曲传播的几率也就越大。其歪曲的主要路径有:简单化处理;庸俗化宣传;片面化认识和虚幻化演绎。本书关键词“克隆”即遭受如此命运。据本书作者刘科先生分析,“克隆”一词至少被误解为诸如“模仿”、“抄袭”、“伪造”、“复制”、“假冒”、“仿制”、“重复”等繁多语意,而这种种与“克隆”一词原有的科学意义已然大相径庭。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朱大可将21世纪的日常生活美学归纳为三个词组,一曰“嗲”,一曰“嫩”,一曰“贱”。朱说:21世纪的日常审美是多元化的,但其最为通用的日常生活美学即上面所列“三字经”。而与之对应的世上行为即“犯贱”、“装嫩”和“发嗲”。它们以“犯贱”为核心,构成当代中国人灵魂的“三位一体”。

《大熊猫看小电影》

针对报端对“高龄嫖客”由来已久的报道热情,沈宏非沈老师自造一组词汇予以区分,计有“老嫖”、“壮嫖”、“中嫖”和“青嫖”。最初他只是发现媒体上的一则小小社会新闻,那嫖客在沈老师的词典应属“老嫖”无疑:九十四。后来,沈老师一时兴起,搜索了一下,发现媒体对“高龄嫖客”的报道兴趣由来已久。

《二零三七》

张爱玲去世前立下遗嘱,要点有三:第一,所有财产赠予宋淇先生夫妇。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陆地,则将骨灰撒向任何广漠无人之处。尤瑟纳早在去世前若干年就让人准备好了她的墓碑,上刻“1903-19  ”。她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但已确信那个年份的头两位数“19”。

《里面的故事》(03)

书分上篇、下篇、附录三部分,上篇9则,下篇11则,附录2则。对4年加两个月加9天的坐牢生活回忆仅只10余万字,忽然觉得少。而且本书事实上并非一气哈成。“这一组文字是早就想写的。其中大部分题目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拟就,到90年代也零零散散地写过一两篇成稿和一些片断。”而再次续写已是今年春节。除此之外,本书“每一篇文字都是单独成篇的,彼此间不存在上下文的关系,所以有些很必要的背景交代会有重复出现的情况。考虑到这种情况有利于单篇的阅读,而读者又未必有兴趣通读全书,我也就没有下功夫避免。”我是通读全书的读者,可尽管所谓“重复”察觉到了,却反因那“重复”而似乎触摸到一种真切。我的感受与作者实话实说解释的“重复”之由比,或许是更确切的理由。作者说:“其实坐牢本身就像一场沉沉大梦”。既然如此,在彼梦与此梦之间切出清晰的一刀也未必就能妥帖再现往事。书中我最喜欢的那篇文字是《太平洋的故事》。“这个故事第一次完整地讲出来是在1982年那天……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尤其不想在热闹场合说,因为那分寸不好把握:说沉重了会显得是自恋,说轻飘了又会像是自吹,但那天的情况变得有些不同,提议人的故事已经营造了一种敞开心扉直捣心底的气氛,在座的又都是一点即通,马上就调整好了接收频道。我于是开讲,一气讲下来竟无半点窒碍。起承转合都不加思索,仿佛已讲过千百次。”而作者写在本书中的这个“太平洋”“基本上照着我二十三年前的讲法写下来。”前面的介绍其实有点复杂,简单说,那就是,作者真刀真枪讲述这个故事至少两次,一次用口语,一次用书面语。而两次讲述还基本相似。据此,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非常年代的残酷故事在作者心中确已讲述过“千百次”。为了保外就医,作者当年自己砸断了自己的腿。前面这句话就是这个被讲述过无数遍的故事的大意,但它也仅仅是个大意。担心一次不行,当年作者用滚子砸腿共砸了两次。第一次他喊叫的是“苍天有眼”,第二次他喊叫的是“我日你烂妈”。我相信伴随着那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记忆,那两声吼叫在作者心里已被重复过百次千次。我不想说那是那种所谓“枣树”的重复,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苦难疮痂在阴天里隐隐的痛:它重复,纠缠,重叠,无以言表的,但却一阵闷过一阵,带给你完全不同的震颤。